宣帝朝的名臣，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黄霸，也官至丞相，以及龚遂，做到水衡都尉，封建时代将两人并称为“龚黄”，作为“循吏”的代表。因为有这些人的悉心辅佐，宣帝时代，尤其是前、中期的政治，才会被称誉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宣帝还很尊重儒家学者，甘露三年(前51)，为统一五经文字及对经义的解释，他下诏征集群儒，会聚京师。儒学经师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梁丘林、戴德、戴圣、欧阳底余等应诏而至。他们在石渠阁(未央宫中的藏书阁)聚会，讨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上奏讨论结果，宣帝亲自审查，以考定五经。此次会议后，五经学者队伍壮大，弟子增多，尤其是谷梁《春秋》之学，大盛于一时。
然而虽然尊重儒家学者，宣帝本人却很清楚，仅靠儒家主张的仁爱、礼仪，是无法治理庞大的国家的。汉初虽号称以黄老之术治天下，但那不过是基本方针而已，具体事务的处理，往往沿用秦朝的严苛法术。武帝罢黄老，尊儒家以后也是如此，外儒而内法，是所谓王、霸道杂糅运用的统治方针。
太子刘奭深深沉迷于空泛的儒家道德中，他认为当时持刑太深，建议减轻刑罚，重用儒生，宣帝教育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是指法家的办法，用刑法和权术统治人民;“王道”是指儒家的德、仁之政，从思想上教化人民。宣帝两手并用，继承并发展了武帝、霍光以来的施政，也对后世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