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状况，汉代的董仲舒曾说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的记述更是说秦代的口赋把百姓逼到了生不如死的境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从这句话可知，口赋从以出生就要缴纳，其负担之重把人们逼到了“贺死而吊生”的地步。
除了这两项税收之外，秦朝的百姓还要负担许多临时加征的苛捐杂税，由此可以想象秦代百姓生活之艰辛，也就难怪陈胜、吴广起义会一呼百应了。
以上两项是赋。但所谓“赋役”，就是除“赋”之外还有“役”。“赋”已经使民不聊生了，更何况还有无穷无尽的“役”。
前文多次说到，秦朝具有军事帝国的性质，因此百姓的首要义务之一就是服兵役。《秦律》规定，男子成年后必须服两年兵役，一年在地方，根据不同地区或当时需要，做骑兵、步兵或楼船之士，满一年后，就要去戍守边疆或到首都咸阳做侍卫。
污染虽如此规定，但未统一之前，秦国连年征战，不可能只要求男子服两年兵役，否则以秦国人口计算，秦军不可能有七八十万甚至百万的规模。以长平大战为例，当时秦赵对峙三年有余，秦国如果执行《秦律》规定的话，战争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了。相反，昭王征调了许多未成年的男子上战场，这才保证了秦军完成对赵军主力的歼灭任务。
另外，《秦律》还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不能同时征发前往前线，但从云梦出土的秦简看，有一对兄弟就同时上了战场，他们向家里写信希望家里能寄钱给他们买衣服。从这一记载我们还能看到，秦代征发士卒后，兵器是统一的，但衣服等物品很可能有一部分是自费或自备。男子上战场是脱离生产的，此时家里的农活都要由老小负责，还要负担出征军人的部分费用，百姓生活之艰难、负担之重由此也可见一斑。
始皇完成统一后结束了列国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始皇就发动了北击匈奴、南平百越的战争，当时动用了也是近百万兵力，再考虑到后勤供应、各地留守兵力等因素，始皇必定是打破了服兵役的年限、身份和年龄限制。汉文帝时，晁错就曾上书说：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后又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财卤以富家室。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主父偃在上书汉武帝时也有类似说法：“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秦代兵役之重，百姓深受其累，深怀怨恨。这就为秦政权的覆灭埋下了又一个隐患。
如果说沉重的兵役是偶尔的(集中在始皇对匈奴和百越作战的始皇三十三年和始皇三十四年)，那么繁重的徭役就是无日不有了。如果说北击匈奴、南平百越是“外攘夷狄”的话，那大规模的徭役就是名副其实的“内兴功作”了。
秦代的徭役，名目繁多，主要有“漕”、“转”、“作”、“事”四种。
“漕”和“转”就是通过水路或陆路将粮食、军需物资、建筑材料等运送到各个地区。当时秦律规定，成年男子除一生服两次兵役外，还要每年服一个月的徭役。秦统一后，对南北用兵，又连年不断f修筑各种工程，其耗费的粮食、建筑材料和各种军需物品数量极大，“漕”和“转”也就成为一项频繁而又沉重的工作。据史书记载，当时帝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百姓常常要向北部地区“漕”和“转”，这样的任务，物资损耗是极大的，在数千里之遥的运输线上，运粮“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途中耗费极其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