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