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医药行业卷入行贿案，并不鲜见。一直以来，药品销售商和个别医院领导、医务人员利益牵扯颇深，重销售、轻研发已成为不少药企的痼疾。2020年，某西南知名药企销售费用达37.95亿元，研发费用仅为1.81亿元。此次财政部通报检查结果，“带金销售”便成为一大关键词。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八成的药品经过医院渠道卖出。小小一片药，从生产企业到患者，需要历经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诸多环节，药企支付给招标机构、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医生等的费用，最终都会叠加在这片药的售价上。
文章指出，无论是销售费用过高，还是成本、收入上的数据造假，背后都指向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模式。这些中间费用转嫁到药价上，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推手”，最终蒙受损失的是国家医保资金和患者。
文章称，究其深层次原因，专家表示：“一方面是供给端，医药行业同质化竞争太严重，想扩大销量，只能从营销下手，最快的途径便是给予回扣。另一方面是使用端，对医生拿回扣的处罚仍不够严厉，收入结构也成问题。”
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估计，目前中国的医药代表人数约在百万人左右。药品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医药代表作为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的纽带，对其职业行为的监督既必要、也必须。如果放任其采用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药品谋求医院“入场券”，则势必违背这一职业的设立初衷。一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医务人员为获取丰厚的“定向”回扣，很可能采取多开药、开贵药、开指定药等有悖医德的方式谋利。
文章指出，斩断医药腐败链条，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