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赵鹏南用A4纸把感谢信彩打出来。他们发现一张纸实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郑重，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过遗体检验的30多个家庭。
医生们曾挨个找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武汉处于封城时期，许多签字是在小区楼下、小广场完成的。
有医生记得，一位短发花白的老人从小区楼道走出来，瘦得脚步有些晃，他要捐献妻子的遗体。老人扫了一眼知情同意书，弯下腰趴在汽车引擎盖上勾了选项、签下名字。
老人叮嘱说，她一辈子爱干净，你们检验完一定要帮她打理好。医生需要拍下家属和捐献人的身份证，老人从兜里拿出妻子的身份证时，手在颤抖。随后老人转身离开，又摇晃着走向阴暗的楼道。
一个失去67岁母亲的男人来签同意书时，拎了两兜橘子要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生，感谢他们在母亲最后一程的救治和陪伴。
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询问，“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
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太太没再说什么，签下了名字。赵鹏南不敢细问，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帮助的依据。
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感谢信时特别开心。吴尚哲说，就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突然牺牲了，她可以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后来，火神山医院给吴尚哲家的感谢信被一家博物馆收藏了。
支援火神山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也准备做一点事情纪念。
他们在筹备一个纪念馆，打算把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留下的细胞病理标本、遗体捐献的复印材料等有关物品陈列，向医学生、科研工作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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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个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到类似的感谢信。“以后可能没人能证明我们做过这件事。”一些家属说，他们的亲人没有在火神山医院捐献。
一位在武汉打工的60岁老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他们3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始高烧、乏力。后来发现，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妻子的手机不能上网。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子躺下。他还花5000元抢购了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并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他请求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妻子拖着长长的气说，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让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是否愿意捐献妻子的遗体?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后，他把制氧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找到他时，这位60岁的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在心底。
记者问他，你现在后悔捐献吗?
他说：“不后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前一直没有离开。妻子去世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献自己遗体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