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国时代，公认的是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
一般人的概念中，孙权的“地利”无非就是长江天险，刘备的地利是川中艰险的蜀道。
但这是狭义的地利，广义的地利除了高山大川雄关以外，还有气候、风俗等其它的自然因素。
血吸虫瘟疫让曹操自锁战船
荆襄地区因为北有云梦大泽、南有山林丘陵，本来冬天就易产生东南风，这对荆襄人士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曹操不知道荆襄有着特殊的气候条件，因此对周瑜的火攻之计缺乏防范意识，导致疏于防范，没有制订应对火攻的预案，结果黄盖一发动火攻，曹操就立即溃败。
《三国演义》里对血吸虫引起的瘟疫没有多说，只说是士兵不习水土，也就是水土不服，从而导致疾病流行，对瘟疫定位不准。
因为水土不服是生理习惯问题，一个人离开自己习惯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时，由于水土的变化，导致消化系统不适应，因而产生身体不适。这种不适简单用药并适应一段时间就会改变，不会长时间不适应的。
曹操是建安13年七月南征刘表的，九月到达新野，十二月才发生赤壁之战。一般情况下，有三个多月的适应时间，水土不服问题会被克服的。但曹军是北方的旱鸭子下水到了巴丘一带开始才爆发疫情，而不是刚到荆州就染病。这说明根本不是水土不服问题，而是在水上染上传染病。
但是在曹营中，由于荆州新降，降曹的文官武将都在地方任职，很少有人在曹操的中军大帐供职，因此没有当地有份量的人及时给曹操提建议（当然提了也未必采纳），导致曹操对流行于军中疾疫一直不明就里，北方的军医也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这导致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差，曹操与周瑜第一战就战败，不得不在赤壁北岸安营扎寨，边操练水军边治病，以图恢复战斗力。《三国志.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正是因为曹操不了解疫情的根源，军医药不对症，导致只能在江北扎营，从而给了孙刘联军缓冲时间，也给孙刘联军火攻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瘟疫对打败曹操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比东南风更大？
不懂“地利”，让曹操赤壁大败，事后痛哭郭嘉
综上分析，不管是东南风也好，血吸虫瘟疫也罢，这对南方的孙刘联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自然条件，也是非常有利的“地利”因素。而曹操来自北方，不熟悉南方的气候，不知道南方荆襄一带由于云梦泽的存在，冬天常刮东南风，导致对火攻缺乏防范意识，给了刘备孙权以可乘之机。而南方流行的瘟疫病源主要来源于“疫水”，来自北方的曹操更不懂，了解这一情况的郭嘉死得早，导致曹军染上瘟疫后药不对症，不仅没有抑制瘟疫，反而让瘟疫折腾得战斗力严重下降。在孙刘火攻得手后，曹操无心恋战，自烧战船而遁逃。
但是曹操对赤壁之战大败是不服气的，他在败逃回许都后，次年三月就再次南下，不过这次目标不是荆州而是合肥。他在给孙权的信中，就不承认赤壁失败是周瑜的火攻之计，而是认为瘟疫导致自己战斗力下降：《文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
曹操信中明确荆州一带是疫气滋生的“恶地”，所以以后曹操对荆州主要是防守，再没有进攻过，进攻江南的重点由长江中游的荆州转为下游的合肥，就是因为他心有余悸，不想在疫气横行的荆州“恶地”再与孙刘联军交战。
尝过了不懂“地利”之苦的曹操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只可惜一统天下的时机从此错过，三国鼎立时代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