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其篇目，皆准唐律，采用旧律三百八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其间损益务合轻重之宜。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令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及成篇，命学士宋濂为表以进。九年十月又谓犹有疑议，命右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复详加考定厘正者，凡十有三条，余如故颁行。”
这短短叙录一百五十余字，却能概括地说明了明初制订律令的经过，同时，又详考了这书纂辑的源流。
《千顷堂书目》以丛书附类书之后，而对丛书之有子目的，无不详载。从《文献汇编》到《宝颜堂秘藉》也都逐一不厌其烦地列出子目各书的书名、卷数与作者，节省了读者再查其他丛书子目索引之烦。
其分类类目亦多有与前史艺文志相异之处，其分合增损，也体现编者的独具匠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黄氏的类目，颇多诽难，但学术见解，固可各抒所见，不必尽蹈旧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不立乐类，删除不当。俞邰于经部立礼乐类，乐经亡而不设一类，便将律吕琴谱诸书入礼乐；盖有见于礼与乐的关系极为密切，礼制所以使社会生活得有一定的秩序，音乐乃所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形成和谐而高尚的社会风气。俞邰之父深明礼制，其类目的标列，当为承受家学的影响。经部立四书类，又分设论语、孟子两类，似嫌重复。殊不知四书类乃收集义、丛说等书，论语、孟子乃收专书，有分有合，体现黄氏对孔门传授的基础读物，特别予以重视。
黄虞稷认为《宋史艺文志》自咸淳以后缺略不具，于每类之后，增补宋人著作。如史部地理类后补宋代著作二十二种。其中抵有王日休《九丘总要》一书《宋史艺文志》已列，其余皆不载。如祝穆《方舆胜览》，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皆为宋代重要地理著作，至今犹流传视为善本。
至于它补录元代的《大元一统志》一千卷，郝衡《大元舆地集览》七卷等，都可作考见原书面目，与论述先朝著述存佚的宝贵依据。卷三十集部表奏类后补宋代十三家奏议，有张浚《张忠献公中兴备览》三卷，虞允文《虞雍公奏议》二十三卷等，皆南宋中兴名臣，出将入相的政治军事家，其表奏皆有关南宋重要史事，而《宋史艺文志》则阙焉不载，更足见补录的重要。
三、《千顷堂书目》存在的问题
《千顷堂书目》在参考使用中，有些地方也使人有错乱重复，或分类失当的感觉，尚有不少有待于重行整理校勘之处。
（一） 如经部后附算学书八种，其中如利玛窦《几何原本》，艾儒略《几何要法》，均重见于天文类下。“数”原为孔门六艺之一，又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岂黄氏特具卓识，把它们提入经部，与易、诗、书、礼等经典著作并列吗?
（二） 食货一类之书应收有关经济财政民生物资之书，但目中有关经济之书比例较少，而收入《古今印史》《香乘》《石谱》《砚志》《牡丹志》《蟹谱》等书，未免有些庞杂。如果另归为一类，眉目可较清楚。当然，科学分类，愈后而愈精，黄氏当科学尚未昌盛的时代，偶有不妥之处，原亦势所难免。
（三）其著录在今天《适园丛书》本内，仍有错误和缺略，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较勘和补充的地方。如卷五第十二页别史类:诸葛无声《两朝平攘录》五卷，无声应更正为元声。籍贯可补会稽人。又郑洛《抚裔纪略》二卷，裔应作夷。毛瑞征《万历三大征考》五卷，毛瑞微应改作茅瑞征。曾传芳《平夏纪事》一卷，传芳应作伟芳。可补注:一作《宁夏纪事》，字君彦，惠安人，万历己丑进士，兵部职方主事，奉使平宁夏叛卒。从这些例子看来，该书目可以校正补缺的工作还不少。
（四）《千顷堂书目》是作为正史艺文志的体裁来编写的，各书均不著录版本，对查考版本颇感不便!有志于斯目的考订工作者，如能就各家目录，把这一项加以补充，那末这一目录的参考使用价值更高，更有利于学者了!
总之，这部书目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是瑕不掩瑜。建议有关方面能早日组织人力，将该书目重加考订补充，有错简的将其纠正，有缺失的可选足本配全。再注明存佚，编附书名、著者笔划索引，并将现存各书补列各种版本，使这一明代书目，更充分发挥其参考作用。这将对史学工作者，古典文献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开展工作，有极大的便利，使古籍目录大增光彩。（柳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