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包容性的问题。正所谓“一切事物的诞生都是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若非大环境对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异己”的绝对包容接受，流行传播也并非易事。
关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问题，在学术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每一单方或是多方的文化交流繁盛时期，这一特质便突出的表现出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后的相互融合，后延到每一次外民族入侵后，在中原被同化。
我们希冀于这样重史、包容的民族特质。也正是这些特质的辐射，造就了《万历十万年》易地而盛的现象。
某学术研讨会
提及人事，作者黄仁宇委托朋友将书带回国内，凭友人之谊全然托付，而友人也不失所望，为之东奔西走。
此种情意绵绵，已然是“人和”之象了。将国人的关注与包容置之并肩，也不失为旁人莫之与京的和乐。但种种助力皆为旁因，拨开现象的花影缭乱，不难发现，《万历十五年》的作者本身的卓然已然早早奠定了基础。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作品与作者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不禁发问，是什么样的经历与个人特质，造就了这样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风格？
黄仁宇的经历十分特殊，与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不同，他本是受过原汁原味的儒学教育的。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系统地受到了小学、初中的教育后，于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
青年时代的黄仁宇
这样傲人的学历证明了他在机电方面的学术成就，本可以成为他后半生的心血灌注的专业学科梦却被枪声炮响打破了。
抗战爆发后，与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样，黄仁宇踏上了辍学参军的道路，并于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来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在军队中度过了数年岁月。
直到1946年，黄仁宇才作别祖国，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路程，由于语言的限制才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历史专业攻读。
这样富有戏剧性的经历莫说是史学界，即便是整个学术界也遍寻不到，得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流水线式的知识接受模式，或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他的影响不大，他始终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黄仁宇本身也承认，他的思考、写作或是研究，都与他本身的生命体验联系紧密。
由经历的特殊上升到对生命体验的寻根式追问，这正是黄仁宇的苦恼与动力。
黄仁宇在部队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或许其中确实有着些许机缘巧合忝列其中，时代与地域的因素给了其登上青云的谢公屐。但文化现象终究与明星偶像等一夜爆红的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书的质量永远都是其他附加手段无法包装和美饰的。
尽管学术界当今对于书中的观点、实例等依旧众说纷纭，但笔者以为，单从其作为一种大众性读物来说，我们或许不必强求其在学术上的严谨度，只一在民间引起的诸多反响来看，便已然是作者的成功、作品的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