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44]卷六，132很明显，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亦莫尽诸葛之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重叠称美，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四语，非陈寿不能知，诸葛于九泉下闻之，必引为知己者也。”[45]第七八回，945-949当家人问及，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文素臣指出，陈寿出于一片公心，所以盛赞诸葛亮，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都是后人穿凿附会。可见，在清朝中后期，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故其传亮也，妄肆讥评，以非将之才贬之”。[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竟说他‘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称“《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以为疑辞也”，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凡诸贬损之词，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传之文，无不推挹备至。谤议之云，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不得不回护司马懿，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盖作疑辞，非为枉屈”，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51]104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在为陈寿翻案的过程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考史名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晋书》称寿作《三国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语气已足。其下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髠，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邻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寿本传论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至此。索米等说，特史家好采稗野，随手掇拾，聊助谈资耳。寿史才之高，作《晋书》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42]卷三九，277-278
显然，王鸣盛也认为陈寿不但没有因私报复，而且极为推崇诸葛亮。这与胡应麟的说法有明显承续关系，但王鸣盛又继续考察了《晋书》对此事的记载，从而比胡应麟的阐述更为深入。王鸣盛指出，《晋书》对陈寿的史才推崇备至，而所谓索米立传、厚诬诸葛仅仅是《晋书》作者收入书中的稗官野史，虽可“聊助谈资”，却不能信以为真。王鸣盛的方法与胡应麟极为相似，胡应麟分析《三国志·诸葛亮传》以证明陈寿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王鸣盛则通过分析《晋书·陈寿传》说明作者没有批评陈寿的史才。如此一来，后人以《三国志》和《晋书》为依据批评陈寿的言论，便失去了立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