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崇拜 以人为本
农业生产需要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长期耕耘经营、繁衍生息，容易产生以共同祖先为纽带的延续性很强的血缘社会。早期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形成祖先崇拜、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中国史前墓葬强调“入土为安”，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应该也是现实社会中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体现，最早在裴李岗文化中就有体现。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许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居住区附近都有公共墓地，应该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体现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亲属关系，将《周礼》记载的“族葬”“族坟墓”习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同一墓地分区或者分群，排列整齐，应该是现实社会中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社会组织，以及长幼男女秩序的反映。随葬较多特殊物品的大墓多为成年男性，说明一些宗族领袖的地位已经比较突出。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可见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土地上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裴李岗文化等的土葬、族葬习俗，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和西亚等地同时期常见居室葬、天葬、火葬，流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灵魂净化的葬俗形成鲜明对照。
裴李岗时代形成的族葬、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传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始终是分区分群，排列有序。族葬习俗和祖先崇拜传承至夏商周三代以至于秦汉以后，就成为宗法制度、墓葬制度的源头，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族社会的根本。因此，祖先的谱系在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占据核心位置。不管后来社会怎样重组，政权如何变化，这种基于祖先崇拜的“根文化”依然长久延续。
裴李岗时代的亲情人伦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周人有强烈的天命观，武王伐纣的理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于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追求秩序 稳定执中
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超长时间的定居，需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秩序以保持稳定，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追求稳定秩序的另一表现，就是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主体活动范围一直变化不大，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不为也，非不能也”。
早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为稳定、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陶器是一种简便实用而又容易破碎的器物，中国两万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后来则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陶器流行区，原因就在于早期中国的农业基础和稳定社会生活。距今五千多年以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只是将羊、牛、小麦等家畜和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并未改变早期中国以稻作和粟作农业为主体的基本生业格局，饲养的家畜也主要是依托于农业经济的猪。距今四千多年欧亚草原以马拉战车为特征的畜牧文化的扩张，对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一条畜牧文化带，但这条文化带的人群构成、文化因素主要源于中国本土，从未因此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征，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中国最早的斧、锛、凿等石器，主要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国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音长汗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有外面围绕壕沟的村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齐，中央一般有大房屋。这和同时期西亚等地比较随意的聚落布局有明显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也都发现了环壕村落，比如姜寨环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举行祭祀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周边还有公共的制陶场所、公共墓地，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巩义双槐树遗址，甚至有三重大型环壕，中央为大片高等级建筑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五千年以后则遍见于黄河、长江流域各地，这些古城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御敌或者防水，还有区分内外、强调“中心”、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功能。如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峁古城，都是以规模宏大的“宫城”为中心，小而规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则有中轴大道的发现。中原地区的城址最为方正规矩，这既有平原地区地理特点的原因，也与其更加追求社会秩序有关。此外，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齐，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况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