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注意到《南史》、《北史》童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
李大师为什么要写南北朝史？李延寿是这样讲的：“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师所能见到的当时人的著作一定比这要多得多，因而感触也会更深。李大师认为应当“改正”这种不正常的作史态度，所以才打算“编年以备南北”，写一部贯通南北朝的史书。从史学跟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的历史著作、唐初，皇家组织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晋书》，只说“正统”和“僭伪”，不特别强调“华”、“夷”界限，只有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这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李大师生活于隋唐之际，他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计划时，“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写，重修《晋书》的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足见他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李延寿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历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虏传》，在《北史》里也不再立《岛夷传》；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均立“本纪”；于宋、齐、梁、陈历史亦均立“本纪”。从而摆脱了南北朝时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学家的偏见和局限，大致摆平了南、北历史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在国家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结局。我们读《南史》、《北史》、不能不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
“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是利的方面。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官所录，故曲笔也不少。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奸恶不能藏匿”。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