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收藏达到天下之最，宫中珍奇罗列，《石渠宝笈》等著录中可见件件不同凡响。他曾六下江南，每次必于行前列出清单，携书画于行囊之中，便于对照江南人情、风物，行吟细品。201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题为“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的展览，41组件乾隆的江南随行书画集中陈列，这位皇帝以古为友、寄情翰墨的情愫跃然纸绢。在这些名迹中，有一幅明代崔子忠所绘《画苏轼留带图》。御驾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乾隆看到苏轼当年留下的玉带，睹物思画，便火速命人从京城、跨千里之途送往金山寺，迫不及待这厢展画，那边览胜，大发怀古之幽情。
此后，这幅画成为他下江南的必备品，纵81.4cm、横50cm的局促空间里，钤印累累之外，还挨挨挤挤、题写了5首御诗。“玉鞶犹是子瞻遗，当日禅机竟若为”“印公四大偈，东坡不能答”“道母图中物，头陀寺里迎”“七百余年玉带遗，笑他佳话竟何为”“印老徒称其语胜，苏公应悔此名垂”等诗篇里，字字浸润着乾隆的款款深情。
但是，还有一些收藏家，他们对呕心沥血积聚起来的藏品，不仅情深，而且意长谋远，抛弃了一己之私与表面的浮华，将之融入到对家国的真淳大爱中。收藏大家张伯驹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将一生所藏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公藏单位。收藏家钱镜堂，毕生藏品逾5万件，多次捐献书画、金石拓片、古籍等，供大众饱览。
郑振铎生前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在抗日炮火中联合张元济等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嘉业堂、铁琴铜剑楼等私藏珍本，避免民族瑰宝惨遭破坏或遗失。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全部藏书捐给国家，这些书价值极高，曾得鲁迅“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之评价。国家图书馆的西谛藏书即是他的贡献，17224种，94441册典籍，共同构成郑振铎学术世界的洋洋大观，惠及了无数读者。
这样的收藏家还有很多，梁启超、周叔弢、傅增湘等一大批有志之士都为我国的文物、文献保护工作贡献颇巨。仅以梁启超为例，他一生收藏了许多金石拓片和海量图书，去世前留下遗嘱“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以求”。后来，这些拓片和典籍全部捐献给他生前短暂担任馆长、苦心经营过的国家图书馆，其中拓片达1284件，藏书有4万多册。和这些藏品一并捐赠的还包括他的作品手稿以及生前陪伴他笔耕不辍的书桌。
如今，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名家手稿”展上，这书桌静静地伫立一隅，和梁启超手稿一起供大众参观，激励着后学。而在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商店里，一件根据馆藏梁启超旧藏《君车出行图》拓片，原样复制的画像吸引了无数目光。这幅画像的原石于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山东潍坊，为汉代画像石，对研究汉代文化意义重大，后流入法国，今藏于巴黎博物馆。梁启超当年于国外辗转得到了这件拓片，漂洋过海带其还乡，捐之于国家图书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些收藏家们的举动，于不知不觉间早已超越了一己之乐，上升到为国家、民族留守文脉的公心。这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突破自我的藩篱，为国、为民守住过去的辉煌、今日的宝库，给未来留下希望！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