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农历八月初一（壬戌朔），即公元1426年九月二日，朱高煦开始造反。
其时，乐安人、御史李浚因为父丧，按照制度和惯例，他正在家中守制。
朱高煦起事之后，传召李浚前来。
因李浚已闻知造反之事，所以，他对朱高煦拒而未见。
紧接着，李浚马上弃家奔走，变易姓名，抄小道赶赴京师，向朝廷上告朱高煦造反一事。
李浚言及：
朱高煦兵势汹汹，即日或可攻取济南；随后，应该就会率兵进犯帝阙。
闻报之后，朱瞻基马上升任李浚为行在左佥都御史。
面对如此情势，朱瞻基立即委派中官（即宦官）侯泰（一做太）携带诏书，前去拜见朱高煦。
朱瞻基在给朱高煦的赐书中写道：
前此，枚青（注：朱高煦派往京中约请英国公张辅一同造反的使者）来京，言及皇叔督责朕之过失，朝廷并未相信。皇考至亲，今惟皇叔一人；朕可信任依赖者，亦惟有皇叔一人。小人离间叔侄骨肉，至此，朕不得不向皇叔披露朕之恳切真诚。无论如何，小人都无法离间至亲之情；但是，这类消息传播开来，还是会让民众惊惧疑虑；事情处理不好，可能还会有人趁机暗地里挑动事端。正是因为有此种种，所以，朕不能不赐书皇叔，略致其意，以备祸患暗生。还请二叔明鉴！
就朱瞻基给朱高煦的赐书，可以看出：
一、在第一时间，朱瞻基并没有立即就将朱高煦证据确凿的谋反行为定性为大逆；
二、朱瞻基派人赐书朱高煦，似乎还是想缓和矛盾，不想大动干戈。
三、朱瞻基的这种让步，可以解释为对骨肉亲情的怜惜，可以解释为对皇叔的惧怕，也可以解释为自信不足，还可以解释为对朝廷实力的没有把握，又可以解释为对苍生的怜念，或可以解释为缓兵之计……究竟孰是孰非，最终的解释，总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侯泰谨奉朱瞻基的赐书，来至乐安州。
此时，朱高煦反意已决，他在接见朝廷使者侯泰之时，特意陈列盛兵，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气势。
另外，在接见奉有当今皇帝赐书的中官侯泰之时，朱高煦态度傲倨，并未按照当时的礼仪，对诏敕下拜。他南面而坐，让侯泰跪地，拜见自己。
当着皇帝使者侯泰的面，朱高煦还大言不惭地说是：
“永乐中，先帝听信谗言，削去孤的护卫，防孤像防贼一样，把孤迁徙到乐安；到了仁宗皇帝之时，朝廷只知道用金银丝帛来安抚孤；当今天子，动不动就以祖宗旧制来威压孤；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孤闷闷不乐、郁郁难伸。孤岂能久居于此，终此一生。你试看看眼前，孤的兵马强盛，粮草丰足，孤难道就不能横行天下吗？你回去上报天子，马上绑缚奸臣，送到孤处。然后，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讨论孤想要些什么吧！”
朱高煦的阵仗，还真有点吓到了侯泰。面对朱高煦的气焰，这位皇帝的中使，也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侯泰回宫之后，朱瞻基问他：
“你去汉王那里，皇叔都是怎么跟你说的？”
侯泰没有实说，他答道：
“汉王什么都没有说。”
朱瞻基又问侯泰道：
“皇叔治兵的状况如何？”
侯泰仅仅回答说是：
“我没有看到汉王治兵的情况。”
侯泰出使乐安归来，他对皇帝的回复，与其所历所见完全不符，为何会这样？
想来：
侯泰是宫中之人，他见惯了朝廷与官场上的你争我斗；大约，他也知道朱棣夺取朱允炆江山的来龙去脉。身处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侯泰大约也知道实力决定结局的道理。叔侄争斗，胜败未定，朱瞻基的权力确实大于朱高煦；但是，带兵打仗的能力、长久以来在朝廷的威势、不断经营积攒下来的人脉……朱高煦或许并不见得会输于当今天子。故而，侯泰在回答朱瞻基时，并未全盘托出传达诏敕之时所见所闻的真实情景。
当然，对于朱高煦的相关情况，朱瞻基也有自己的判断。
侯泰复命之后，根据他的回答，朱瞻基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