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脱胎于北洋系的直系和奉系在三年之间，爆发了两场大战。一样的对手，类似的战场，相当的实力，结果却南辕北辙，偏居东三省的奉系，知耻后勇，后来居上。
奉系靠什么取得战争的逆袭呢？
上图_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9日～6月18日)
原因一：军事上的锐意进取
战争是军事的艺术，奉系初战失利后，体会到了艺术的价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调集12万人马，出关作战。仅仅七天，奉军战死2万余人，受伤逃亡1万余人，缴械投降4万余人，军官死伤百余人，战损率近七成，军费损耗3000余万元，张作霖被直系掌握的北京政府撤销一切职务，可以说，当时奉系在军事和政治上遭遇了双重打击。
败局注定之后，张作霖改变思路，着力整军。陆军是奉军的主力，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孙烈臣任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任参谋长，负责部队整编、人事任命、部队调派和日常训练等事宜。
上图_ 奉系军阀
一支军队光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军官和士兵素质的提升。奉军规定：“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部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照此规定，杨宇霆、韩麟春、郭松龄等一大批军校出身的军官，担任起奉军的重要军职。对于士兵而言，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提出了士兵的素质要求，以及量化训练指标。这些措施的实行，对提升奉军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军之后，奉军拥有3个师，27个混成旅和5个骑兵连，总兵力超过17万人。
在装备上，张作霖煞费苦心。他创办的东三省兵工厂，有枪弹厂、枪厂、炮弹厂、炮厂、药厂、铸造厂、火具厂、兵器厂等八个分厂，在规模上，连日本人都称其为“东方第一”。工厂生产仿毛瑟枪和日本三八式步、骑枪，枪弹每日产量达10万发，满足了奉军日常训练和对外作战的需要。此外，奉军在1924年拥有飞机50余架，空军初具雏形，以食品加工、军需运输、医疗设施等一系列后勤硬件也逐步完善。
就军事力量而言，奉军在与直系再次开撕之前，实力早已突飞猛进了。
上图_ 张作霖（1875年－1928年），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北小洼村人，北洋军奉系首领
原因二：政治上主客易势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一方面利用执掌权柄之机，摆出“民国法统”、“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等伪善姿态，另一方面大肆媚外卖国、制造“二·七惨案”以及组织“曹锟贿选”。政治成为“皇帝的新装”，直系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全国上下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在舆论的一致攻击和反对下，直系的政治生态陷入孤立状态。
面对直系的“踩雷”，奉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排雷”措施。张作霖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直舆论攻势。1923年10月，他撤回东三省议员，以示对贿选的不满，同时，旗帜鲜明地宣布：“凡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政，剽劫国帮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投前躯，与众共弃。”表达了强硬的反直立场。这番言论取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张作霖的第二步是拉拢各股力量，形成反直统一战线。他迅速响应孙中山提出的“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两人为此多次会面，就政治上的反直立场达成共识。1923年，奉、粤、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一番政治运作后，奉系不但“师出有名”， 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还对直系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上图_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1924年9月15日到11月3日，一共打了50多天
原因三：经济上秣马厉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争也不例外。1924年，直系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民国日报》直言：直系“度日之资，年不敷一亿二千一百万，财政债七亿二千三百万，交部债尚不在内，加之，关税会议召集无期，‘颠覆’之祸迫在眉睫。”直系的政治劣势，导致财政上“外债无源，内债难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