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两家，一个以道德界说人性，一个鼓吹人性自为；一个主张以德治国，一个鼓吹法治兴邦；一个以德为本，一个以法为准；一个重视人格的力量，一个重视法治的规约作用。二者似乎势不两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存在会合点，事实上，儒法之间存在互相沟通的桥梁。
儒法两家都主张循性而为，儒家讲人生而有良知良能，良知良能自然天成，而仁义礼智则由良知良能生成，因此以仁心待人，以善行处事，不过是自然本性的发用流行，是顺乎自然，合乎本性的；法家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这种本性改变不了，也无需改变，反而可以利诱、利惩、利导，为人所用，推行法治。遵法即可得赏，枉法则将被罚，使其得不偿失，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可见，循乎自然之性是儒法的共同诉求。
儒法都肯定尊君的必要性。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张对不从王令者处以极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韩非子更是主张“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韩非子·和氏》）。儒家对此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论点。
孔子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荀子更是提出：“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荀子·王制》）可见，儒法两家都肯定了尊君的必要性，只不过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
而作为法家重要一支的齐法家更是主张德法并用。所以说，儒家并非无视刑罚的社会治理作用，而法家也绝非专一任刑，无视道德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儒家也讲法，法家也讲礼。儒家反对专一任刑，主张德礼教化，但绝没有完全摒弃刑罚。如儒家开山孔子即主张德主刑辅，刚柔并济。
孟子也曾有言：“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山》）先秦时期儒家之集大成者荀子更是主张“隆礼重法”。同样作为法家学者的商鞅在极力张扬法治的同时，对于礼，也并非完全摒弃，他说：“礼者，所以便事也”（《商君书·更法》）。还说：“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即在商鞅看来，礼是为便于行事而制定的，既然便于行事，则不应被排斥。同时指出，应依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