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法里的平等、公平、公开、公正观念影响了国法。我国古代的法治最早都是在军中实行的。例如，《史记》记载孙武在吴国用宫女练兵，“约束既布，乃设斧钺，三令五申之”。“约束”就是军中的纪律；要用斧钺来保证它的实行，斧钺就是军中杀人的大斧；纪律还要公布，要宣传，“三令五申之”。宫女们嘻嘻哈哈，孙武不顾吴王的请求，当时就把吴王宠爱的宫女拉出去斩了，并且说了一句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法家在维护君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也强调法的公平性，甚至主张除了君主，其他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即源自商鞅变法对太子老师的处罚。
第五，中国古代法律不重程序法，此与军法密切相关。军法都很简单，因为士兵的文化素质都不高，太多太细的也记不住，把简单几条背熟了就行。再者，军情万变，执法贵在快速及时，程序太细会耗时太多。而且，军法是将军治军的工具，将军的绝对权威不容有任何削弱，不可能设置一些约束将军惩罚下级的程序内容。
借鉴少瑜兄的上述研究成果，间附我的一些见解，最后得出我的结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典不可能儒家化呢？这是因为儒家不会用兵，“慈不带兵”，而法典的制作者和审定者却大都是带兵打仗出身的开国之君、之臣，天然地接近、喜爱兵家，进而也天然地会接近、喜爱与兵家同源的法家。这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法典法家化的一个佐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