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841年的事情了。当年12月21日，年关在即，身处北京的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中，曾国藩不无凄凉地写道：“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彼时，曾国藩在翰林院担任从七品的检讨一职，相当于今天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这样一名从七品京官，竟然要靠借钱才能过年！其实，这是清朝低品级京官的普遍生活状态。
根据史料记载，清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低，没有各种灰色收入的京官更为典型。以曾国藩为例，他的年俸为45两白银，再加上“恩俸”和“禄米”，大约有135两银子。
曾国藩的开支又是怎样的呢？曾国藩自己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一天用1两银子，一年需要300多两银子，才能勉强平衡开支。
很显然，曾国藩每年135年银子的收入，根本就无法应付300多两银子的开支。好在当京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省官员进京后，为了构建关系网，往往会给熟悉的京官送礼，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其余日子送“别敬”。但曾国藩刚入翰林院，位地权轻，别人送礼的机会不多，有没有纯属看运气。
1841年，曾国藩总共收了12笔97两银子，然而如前面他给父母的信中所言，“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所以曾国藩就傻眼了，入不敷出，只好借钱过年。
曾国藩做京官，一做就是10多年，从一名从七品庶吉士，一步步爬到从二品工部左侍郎。期间，虽然俸禄增加不少，但他的生活状态还是没有多大改善，经常招人借钱，给父母、兄弟的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字样。1842年底，曾国藩的欠债总额甚至达到了400两银子。
直到投笔从戎、创建湘军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统兵大将可以支配的钱财很多，灰色收入的渠道也增加了很多，如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让许多统兵大将赚得盆满钵满。以李鸿章为例，他带了10多年淮军，设立了一个小金库“淮军银钱所”，以供日常使用，历任时已经积存了现银800多万两。可是，曾国藩不屑于这样做。他在创建湘军后，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很多。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及至后来，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管辖着大清王朝的财赋重地，相当于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在穿着上，曾国藩传着家人纺织的土布衣服；在饮食上，曾国藩的餐桌上只有一个菜，决不允许多摆菜肴，“每食不得过四簋”。
曾国藩一生当了34年官，大部分时间要么为统兵大将，要么为封疆大吏，但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享年62岁。病逝前，曾国藩留下遗嘱，办丧事一概不收礼。他以为自己的养老钱应该很丰裕，不想办完丧事，便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