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的“李商隐热”，最引人注目的是袁行霈主编的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文学史》。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李商隐往往只占一节的篇幅，在这部文学史中则改为列专章论述，李商隐得以与从屈原到曹雪芹那些公认的古代一流作家并列。对于这个变化，各种意见都有。面对某些质疑，作为“李商隐热”的主要推动者，刘、余两位倒一直显得淡定从容，因为他们的结论，都是从深入研究中得来，有其坚定底气。
比较而言，余恕诚为文力求创新，并认为李商隐之所以成为卓然大家，主要缘于义山“无题”诸作在“表现心灵世界”上的独创新体与重大开拓。而刘学锴因历来对李诗的歧解纷出，则更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和创造，他既在整体上概括义山“感伤情调、朦胧诗境、象征色彩，抒写内心幽隐情绪，歌咏悲剧性爱情体验、人生感慨”的诗歌风貌，又揭示李商隐“在一系列传统题材、各种体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创造性贡献”，认为这是“全面理解李商隐、恰当评价其地位”的重要一端。《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两文，列举大量富有感伤色彩、饱含人生况味的义山诗歌名篇，证明将李商隐置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流文人行列中，确有其依据。历史总在向前，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也往往处在变化之中，宋人即高倡“子美集开诗世界”，李商隐则直到清代才有吴乔提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但不能因为后出，就忽视某些经典价值有再发现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
刘学锴主张诗歌鉴赏应力戒穿凿。他笺解李商隐的《嫦娥》《乐游原》《无题》诸作，就注意“使诗歌阐释更富包容性、开放性，而不是追求定于一尊”。中唐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历代均认为有政治托寓。但刘学锴的鉴赏，则首先强调“应将对原题及文本的解读与后来关于此诗本事及托意的分析评论分开来讨论，否则会治丝愈棼，缠夹不清，无法理清头绪”，继而在承认此诗确有寄托的基础上，指出其更具超越性的艺术魅力在于“非常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们对婚姻乃至人生缺憾的无奈”。这种坚持把诗当诗读而非当谜语猜的正确态度，有助于对诗歌丰富意蕴的揭示。
刘学锴鉴赏诗歌，尤其注意从具体的诗意诠解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经验与思想精华。由于刘学锴对中西文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都有过深入学习，特别是他自己拥有珍贵的人生阅历，他的鉴赏一般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从诗中读出自己对于文学、对于社会乃至对于生命的体验。《唐诗选注评鉴》中对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其一）两句的鉴赏，不仅用近乎小说的笔法，精彩还原了“一个极富生活情趣和戏剧性的场景”，而且引出一番深长的人生感慨：“人们总是在对照中才强烈感受到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诗歌作者与鉴赏者在这里近乎合二为一。刘学锴对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等暮年诗歌既文采纷披又情思苍郁的解读，对《秋兴八首》组诗既高屋建瓴，又剥茧抽丝，并上升到对杜甫后期乃至整个中晚唐诗歌情感基调概括的长篇鉴赏，许多论断与发挥，背后可见刘学锴阅世至深后的生命沉吟。
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唐诗选注评鉴》 资料图片
在2018年的一次学术专访中，刘学锴先生说：“我自知先天不足，悟性不高，缺乏才气、识见，后天又学养不足，短板甚多……任继愈先生谦称自己是过渡的一代，我只能是过渡的一代中最平凡但多少做了些实事的人。”其实像刘学锴先生这样的学人，既以长期辛劳做出无愧于心、无愧于世的业绩，他们的创造勇气与顽强意志，亦将是推动学术前行的坚实助力。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30日 11版）
刘学锴曾自谦其李商隐研究，“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方法，没有多少新花样，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较踏实”。踏实是肯定的，但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新的学术理念，《分歧与融通——集解李义山诗的一点体会》《古典文学研究中李商隐现象》等即为代表。这些文章既是李商隐研究的重大进展，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