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后，李商隐研究渐成气候，但问题不少，方法落后是重要原因。刘学锴云：“特别是索隐猜谜、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从吴乔发端，到程梦星、冯浩大加发展，到张采田则登峰造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不走出索隐阴影，李商隐研究就会越来越陷入误区，不能自拔，甚至走火入魔。”他认为这种“索隐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钟摆现象”“纷歧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李商隐的象征诗风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评价”，因此必须着力折中分歧，追求更高层面的融合众说和统摄，他对《锦瑟》一诗的阐释就是如此。《锦瑟》诗旨，长期异说纷纭，刘学锴指出它们“既有其各自的优长与合理性，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必须互补和融通。他认为：“（诸种）异说虽貌似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一体连枝，异派同源。这个‘体’和‘源’就是具有悲剧身世，在政治生活、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过种种不幸的感伤诗人李商隐。他的诗，就是上述种种不幸的表现和寄托。”这就在解诗理念上为把《锦瑟》“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扫清了根本障碍。
切实有用的唐诗鉴赏
古典文学研究以整理阐释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为中心使命。紧扣作品，讲清经典的价值，探析成因、总结经验，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也应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归宿。
刘学锴早年从林庚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诗，在长期的熏陶下，很早即意识到“细读文本，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始终是研究的基础一步”。在安徽师大中文系，他又遇到了多位看重且擅长古诗文鉴赏的知音。上世纪八十年代“鉴赏热”中的代表性著作《唐诗鉴赏辞典》，开篇即录刘学锴为虞世南《蝉》诗所撰鉴赏，他和同事余恕诚、赵其钧以及研究生周啸天等人，撰写了该书四分之一的文字，为新时期唐诗经典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写出好的鉴赏，学者不仅需要有一流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厚的理论修养与敏锐的艺术鉴别力。因为长期从事鉴赏，且对鉴赏热兴起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都有深察，刘学锴希望能在清人编《唐诗三百首》后，再选出一部“既充分吸收前人对唐诗经典业已定型的认识成果和编选成果，又能反映两个世纪以来经历史淘洗，广大读者品读实践、研究者阐释赏鉴所肯定的一系列新的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并加以吸纳的新的唐诗选本”。（《选本时时新》）《唐诗选注评鉴》以及以此为基础浓缩凝练而成的《刘学锴讲唐诗》，集中体现了他的鉴赏理念和成就。
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手稿 资料图片
文学鉴赏的目的，首先在于发现精品，讲清好处。《唐诗选注评鉴》共选杜诗60题69首，其中《前出塞九首》只选其六，是因为此篇“纯用议论”又“在一气直下之中富于深刻的蕴含，经得起咀味并启人思考”；而宛如“一篇幽蓟从军记”的《后出塞五首》只选其二，则考虑本篇尤其“以意境的阔大悲壮著称”；《秋兴八首》为组诗却全部入选，是缘于艺术上内在的完整一贯，不容分割。选诗之外，刘学锴的赏析尤见力道，如指出贺知章的“二月春风似剪刀”之所以要好过杜甫、李贺、温庭筠等人的类似诗句，就是因为贺诗在“新巧的比喻中有丰富的蕴含和隽永的诗味、活泼的诗趣”。去取之间，品评辨析，对于日常教学和阅读，无疑都有启示性。
刘学锴的唐诗鉴赏，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绝不妄谈戏说。崔颢的《黄鹤楼》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在《唐诗选注评鉴》中，刘学锴将其回改为本初面貌“昔人已乘白云去”，除广征历代文献寻找版本依据外，更揭出“白云”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典作为依据。对王湾《次北固山下》异文的比较辨析和定本考订、李商隐《夜雨寄北》正确文本和写作时间的考订，都是在对版本、典故、地理、人事背景深入考察后做出的可信按断。本事方面，《唐诗选注评鉴》选李白的名作《长相思》，既从字面上讲透该诗写男女相思的深情与对所思者的虚化乃至仙化处理，又“以李证李”，联系李白天宝三载所作之《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发明诗中有李白放还后“眷恋玄宗”的政治托寓。这对实现更高层次亦更近作家本意的诗歌鉴赏，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