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区建设委员会成立后，迅速组织群众改造村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抗日民主政权，全面清理土地，确定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八路军进驻垦区之前，当地地主(称“洼王”)操纵着政治经济大权，地权紊乱，广大群众为徊户，土地纠纷成为一个最复杂的问题。
1941年冬，清河区行署建立垦区土地局，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决定和指示以及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的有关决定，制定和颁布了《垦区整理土地暂行方案》和《垦区公田垦殖办法》，办理土地陈报，调解土地纠纷，承认人民之财权、地权，代管逃亡地主之土地。为奖励垦殖，将公田元代价分给农民，实行计口授田，每人(壮丁)发给公田3亩，并规定3年不纳负担粮。并拨出大批粮食和现款，安置了大批难民；出台了减租减息、鼓励开荒等一系列政策，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另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开荒种地，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1942年前，整个垦区仅有耕地35万亩，到1943年猛增到100万亩；1943年垦区征收公粮400万公斤，占清河区征收公粮总数的2/3;垦区抗日民主政府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组织晒盐合作社，至1943年共开盐田3000亩，产盐3000万公斤；垦区人口1942年前仅8.9万人，1943年猛增到25万人，新建村庄119个，安置难民7686户，35180人。由于贯彻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合理负担政策，安定了民心，开垦了荒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极大的调动了垦区军民的生产积极性，垦区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供应了清河子弟兵及后方机关的需用，还运往胶东、鲁南，支援了其他抗日根据地。
垦区根据地在开展大生产的同时，还充分利用粮、棉、盐、硝等丰富资源，分别创办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皮革厂、印染厂、卷烟厂、造纸厂等，生产日用品和军需品。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它对于满足根据地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粉碎日伪封锁，坚持平原游击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还创办了书店、后方医院、子弟学校等，使垦区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清河区抗战的大后方。至此，垦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86年10月于上海渤海老同志合影。左起：赵文卿、李秀庚、韩克辛、郝晋卿、王乐三、李伯钧
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形成，对清河区乃至整个鲁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垦区根据地建立后，清河区党委、第三旅指挥部除派部队进入沾(化)、利(津)、滨(县)开展活动外，还派出六个工作团分赴沾化、利津、滨县、阳信、无棣、惠民六县开展工作，巩固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对鲁北以及惠民为中心的敌占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为加强沿海地区斗争清河军区统一整编各地海防部队，建立了清河军区海防大队，李伯钧任大队长，常国兴任政委。海防大队的建立，对于开展海上对敌斗争，保卫海防，保护渔民生产和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及经济贸易，维护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海上交通，巩固、发展沿海根据地和粉碎敌人的“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垦区根据地的建立，使广(饶)、博(兴)、蒲(台)、利(津)、沾(化)及小清河南清水泊、寿光等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有利于清河区主力部队机动作战，便于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垦区根据地的建立，使清河区党政军群机关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为保障机关的正常工作，为清河区主力部队及友邻部队的隐蔽和休养生息，为壮大和发展革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