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小组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反复地进行推敲，讨论到深夜。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毛泽东都会亲自参加讨论，许多条款还是他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后来说，“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在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于西子湖畔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同时，刘少奇和其他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也在为宪法的诞生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往往是杭州起草一个稿子出来，就派交通员送到北京。北京方面立即安排讨论，把讨论后的修改意见反馈到杭州，杭州再根据北京来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后的稿子再送北京。京杭两地互动，共同完成了为五四宪法奠定基础的宪法草案初稿。这部初稿也因此有了一个浪漫的名称——“西湖稿”。
展厅中，可见1954年杭州与北京两地往来的电报和信件手稿的复印件。仔细阅读其中的一字一句，细节之处尤为动人：
1954年2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交二读稿，要求印发各同志阅看；而仅仅两天后的2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等，提交三读稿。两封信的落款处，毛泽东写下的时间，都是“上午二时”。
一件件展品仿佛在无声地讲述，当年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是如何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之中，而把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压缩到最少、最少。
“搞宪法是搞科学”
在毛泽东当时的办公室中，复原了他当年起草宪法时的办公场景。“西湖稿”从构想到成稿的77个日夜，历历在目；背后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处处显现。
办公室中没有多余的家具，办公桌、会议桌、方桌、书柜、陈列柜，摆放整齐，极为简朴。桌上、柜子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成为“搞宪法是搞科学”最直接的见证。
“搞宪法是搞科学”，是毛泽东在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有人认为，毛泽东不同意在宪法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等条文，表现了他的伟大谦虚。对此，毛泽东说：“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这句话其实也包含着另一方面内容，即毛泽东领导起草宪法草案，完全是按照科学态度认真进行的。
在西湖边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认真开展学习讨论。考虑到起草宪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因此毛泽东到杭州后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开列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等阅读。
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研究旧中国宪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宪法来。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搞的宪法，要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
起草宪法草案时的科学态度，不仅体现在广泛学习研究、反复钻研修改上，更体现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民主过程之中。
主题陈列的第三单元，为“全国人民参与大讨论”。“这是当时分别针对城市干部群众和农村干部群众编写的宪法草案宣传提纲。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全国人民在各种场合讨论宪法。这是在机器厂的工人，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是少数民族的群众在草地上讨论……”讲解员指着一组旧照片说。
1954年3月至9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九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共召开三次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汇聚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特别是6月14日宪法草案正式公布后，又经过全国人民历时两个多月的学习讨论。
当时正值我国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很多地方都被水淹了，地方党委就组织群众在防洪大堤上开小组会讨论。讨论得出的意见成千上万，可是洪水已经冲垮了公路，甚至铁路也不通，怎么办？
“各地就用飞机大包大包地运材料。当各地的意见送到北京，都是用一层层的油纸打包捆好的。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依然对新中国的宪法充满了期盼。”
这是一部人民的宪法。短短两个多月，全国各界共有1.5亿人参加，共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公民参与了宪法制定，这在世界制宪史上极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