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一朝,长安城共有四次因为吐蕃的入寇而戒严,分别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大历二年和大历三年,集中在代宗朝前期。由此可见,在大历以后,唐朝与吐蕃的军事力量逐渐趋于平衡,基本稳固了西北的边防形势,关中的朝廷也暂时摆脱了外敌的威胁。
因此军事力量特别是禁军的重建自然成为唐朝政权重建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对于代宗时期的朝廷来说,还有两个特殊情形存在:各种性质不同的军事势力纷纷出现;皇帝本人未能有效掌握军事力量。
安史之乱爆发前夜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边境,并形成了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而当东北军事集团的领袖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后,朝廷用于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事集团,由于西北主力中的河西、陇右二军在灵宝决战中遭遇溃败,此后朝廷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朔方军。
由于平叛的需要,原本施行于边境的节度使体制也被广泛应用于内地,在安史之乱中,这些节度使的武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这些军事力量又成为节度使的实力基础,反而成了恢复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大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中唐政权确立过程中,所谓统一军队的编制、收兵权的课题逐渐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也就是如何把分散在各个藩镇手中的军队统一在皇帝之下,由朝廷掌握。
另外朝廷军队的重建与统帅问题,也是代宗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入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避难,唯有宦官鱼恩率领的神策军在陕州护驾。这一局面正是对代宗陷于无兵可用的窘境的最佳说明。
职是之故,当代宗由陕州返回长安之后,神策军随之进入禁中,成为新的禁军。鉴于陕州之难的教训,在代宗的积极扶植下,神策军在大历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当德宗即位之后,派神策军远赴河北、河南等地讨伐藩镇,说明神策军的实力已经大大加强。但在神策军和其他朝廷军队实力增强之后,德宗又面临新的难题那就是统兵将领的跋扈乃至拥兵自重,尤其以李怀光和李晟等人为代表正是出于对统兵将领的猜疑,才使德宗在解除奉天之围后,又被迫逃往梁州。
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流亡之后,德宗决定不再信任这些统兵大将,由于神策军担负着保护皇帝之责,神策军的将领人选更让德宗费心,他的当务之急就是以自己最亲信的人来掌管这支军队。
在重返长安之后,德宗的难题得到解决,神策军开始交给他最为信赖的宦官窦文场等人统领。在另一方面,朝廷又先后收回李晟、马燧等大将的兵权,德宗开始成为朝廷军事力量的有效支配者。
事实证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对德宗的最高统治地位形成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宗收兵权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宰相和大臣们的全力支持,而德宗也并不是以军事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完全从如何组织军事力量着手,即通过宦官统领的强大禁军来约束藩镇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