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河湟等地前后约百年。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驻守唐朝西北边境的部队大批调往内地用于平叛,导致“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
马匹和牧场的损失对唐朝武力的影响尤为巨大。在以骑兵占据优势地位的冷兵器时代,战马的储备是武力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唐朝既已无马可用,在面对强敌入侵之时,难免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吐蕃则乘势进逼,侵占沿边地区,烧杀掳掠,并几度骚扰唐都长安,对唐政权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终代宗一朝,吐蕃一直为患,成为朝廷难以去除的心头之痛。
代宗继位的宝应元年十月,朝廷的主要兵力由雍王率领赴洛阳与史朝义进行战略决战。在横水之战获胜后,史朝义逃往冀州,朝廷大军则继续收复河北诸州,至广德元年初,史朝义被杀,河北基本平定。吐蕃乘朝廷与安史叛军决战之机,于宝应元年攻陷临、洮、秦成、渭等州。
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同年冬,吐蕃军队更是前所未有的攻入长安城,代宗被迫逃至陕州,可谓仓皇失措,颜面丢尽。
值此危机之际,各地藩镇却都拥兵观望,只有宦官鱼朝恩统帅的神策军随从护驾,博得了代宗的信任。正是由于陕州救驾的特殊贡献,神策军方才逐渐成为影响唐后期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更令代宗感受到威胁的就是吐蕃人在占领长安后拥立故邠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并且改元、设置百官,颇有取代宗而代之之意。由于唐朝的武力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消耗极大,一时难以独力抗衡乘虚而入的外敌,于是唐朝联合回纥共同对付吐蕃。
早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肃宗主动派使节往回纥,与之和亲,“以修好征兵”。肃宗的诚意换来了回纥的支持。代宗时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回纥可汗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代宗率部与回纥“东收京师,约曰:‘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
可见在兵力不足的窘境之下,代宗为了避免使长安遭受回纥的劫掠,曾不得不向回纥卑躬屈膝。通过两国君主、储君间的高层互动,唐朝与回纥建立了盟友关系,这是唐军能够击败安史叛军的关键因素。
回纥在参与平叛之后,多次立下大功,收复两京的重大胜利就有赖于回纥骑兵的所向披。然而到了永泰元年,唐朝大将仆固怀恩因遭代宗的猜忌,联合吐蕃、纥、党项等少数民族势力入侵,直逼长安。
代宗亲自率领禁军屯驻苑内，幸好遇上持续数日的大雨,帮助唐军延缓了吐蕃的进攻,最后又依靠郭子仪采用离间之计,拆散了回纥与吐蕃的脆弱同盟,终于化解了又一次重大危机。
吐蕃的屡次深入侵扰,对唐朝危害甚大,而唐军的主力长期在河北河南等地与叛军作战,分身乏术。直到两河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唐朝方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外敌的入侵。
在遭受到国都被外敌攻破以及仆固怀恩叛乱的沉痛教训之后,代宗迅速着手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在永泰年完成了“于中渭桥鄂丰城以营兵”的战略部署。
为了拱卫京畿地区的外围,唐王朝一方面重新在西北边境驻扎重兵,以郭子仪兼邠宁庆节度使,镇州,又以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专门防御吐蕃;一方面在吐蕃入侵的秋季从各地藩镇手中征召防秋兵形成了唐后期颇具特色的防秋制度。由于吐蕃正好处于弃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统治下的鼎盛时期,相形之下,唐朝则刚开始在安史之乱后的废墟中重建,因此终代宗一朝唐朝在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
然而吐蕃带来的威胁远不止于此,郭子仪认为如果轻易让吐蕃深入京畿地区,必然会令“国人大恐,诸道易摇”。果真如此,那么“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正是出于对边防空虚的清醒认识,代宗尽可能地积极加强西北边境的防御力量。自永泰二年以后,吐蕃虽然连年入侵,但实力增强的唐军固守边境,吐蕃已经很难攻入京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