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政德修养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色和长处。我国古代的思维家、教育家都有关于“修养政德”方面的许多相关论著，散见于一些闻名的经典古籍中。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维。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厚的政德修养文明。
博学于文。依据《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的逻辑，如要治国平全国必先修身立德，而修身立德一个直接、有用的办法便是读书。由于在我国传统文明中，常识与品德密不可分，汗牛充栋的文明典籍是政德修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读书也向来是修养政德非常重要的下手处，正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讲：“正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能够弗畔矣夫！”关于当官为政之人而言，乃至学习的首要意图不是丰厚常识而是提高品德。科举准则在隋唐逐步完善之后，当官入仕必需要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准则不只提高了官员的文明水平，也提高了官员的政德修养，培养出许多清官廉吏能臣。
约之于礼。修养政德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约之以礼便是用“礼”来束缚自己的行为，经过“克己复礼”的功夫，转化为对“仁”的自觉寻求，这便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进程，并终究完成“不逾矩”。《吕氏春秋·不苟论》中讲：“欲知平直，则必绳尺；欲知方圆，则必规则。”而当官为政之人特别不能损坏规则，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关于鲁国大夫季氏用“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说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即“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子·牧民》中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的榜首维，并提出“四维不张，国乃消亡”。
心存敬畏。为官者要在各种名、利的引诱面前坚持定力，心存敬畏，这样才会行有所止，做到《大学》所讲的“知止然后有定”。每次农民起义和王朝替换让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当官为政不只要敬畏前史、敬畏礼法，还要敬畏公民。《尚书·五子之歌》中就现已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出题。周初的统治者尽管认可天意，但也以为天意便是民意，正由于如此，汤武革命才顺天应人。西汉思维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深入指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因而他向为政者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慎独慎微。一般来说，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留意自己的德行，但在无人时、细微处简单放松要求。而这也恰恰是修养政德的关口和良机，慎独要求为官者在面临引诱时要不断进行反躬自省，一直做到心口如一。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开篇就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能够保禄位，能够远羞耻，能够得上之知，能够得下之援。”与慎独相联系的还有慎微，为官者要坚持从小事末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据《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凡理巨细业务，皆当一体留神。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被康熙称为“全国清官榜首”的张伯行在闻名的《制止馈送檄》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政德是整个社会品德习尚的风向标，修养政德既要化常识为德性，还要化常识为德行，然后完成知行合一，绝不能做《孟子·尽心下》中所讲的“言不管行，行不管言”的人。《中庸》中说：“博学之，详细询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阳明在《传习录上·徐爱录》中指出，假如“知而不可，仅仅不知道”。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中又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可缺乏谓之知”。荀子也特别欣赏言行一致者，他在《荀子·大概》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荀子把能言能行者看作国宝，以为治国者应该敬其宝，爱其器。（陈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