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 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大众之相仇者也。《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妥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大众之相杀者也。又《周官》 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这段文字，出自韩愈的《复仇状》。唐宪宗元和六年 (811) ，有富平县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且自束归罪，放任发落。因而这起复仇案子触及"王教之端"的"礼"与"法"，而刑官、有司并无清晰的律条作为判定根据，一时竟手足无措，再加之此案影响甚大，遂提交朝廷圣裁。其时宪宗曾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而韩愈这篇《复仇状》则从道德和经传上解说了复仇的合理性，想来应当是这篇献议终究起了效果，杀人者梁悦终究被无罪赦宥。而放眼"安史之乱"的中唐晚，刺客、复仇者的增多，既与藩镇割踞局势下各方实力效法战国年代"养士"的布景有关，更与从大唐树立之初就业已构成的人们对复仇认识的表扬有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中，让唐人的任侠精力变得浓郁而漫长。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参差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帮凶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悬两绶，转眄生光芒。顾谓今天战，何如随建威。
——崔颢《杂曲歌辞·游侠篇》
唐人任侠精力的终究一个重要来由，当然离不开这个帝国的敞开与容纳。游侠历代均有，但作为剑走偏锋的一群，游侠在中国前史的不同时期也在承受着干流社会的架空与镇压，法家代表韩非子在《五蠹》中曾痛斥游侠"以武犯禁"，将其列入损害社会的五种害虫之一，及至两汉，游侠同样是被镇压的目标，西汉成帝时，曾有数百游侠以响马之名进被全部活埋，手法适当残暴，而东汉两为太史令、下一任河间相的张衡也在文中记载他歼灭河间游侠以彰其绩。而当前史的脚步踏入唐朝，咱们发现，侠文明虽然作为一种野生于民间的文明，难入文明正统，但大唐的敞开之姿却让其有了独放的或许，有别于儒释道三教，"侠"的文明内在中，有离经叛道的不羁与舒张，有义薄云天的豪情与勇决，它不似儒士那样板起说教的面孔正襟危坐，也不像佛道那样远离人间烟火只求清静无为，它生发于社会底层的自带基因注定它的世俗性，而这种散处江湖爽快恩仇的特质，又由于唐王朝敞开的方针而得以粗野成长，虽然唐王朝对"侠"的控制依然存在，但对"侠"的鸿沟与出口却给予了最大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相对自在的空间里，唐代游侠们得以散步江湖，仗剑天边，而作为大唐敞开国策的重要表征，边地胡风的导入更为游侠们注入了骠悍刚猛的因子。"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浩荡的胡风与浩荡的任侠精力完成最深化最舒畅的交融，多元生存布景下的唐人，在儒释道旋绕的卷烟之外，现已有了特异于前三者的潇洒灵动的精力之乡。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楼房垂柳边"，追溯唐人的侠客情结，缅想唐人的任侠精力，咱们的眼前，是刀光摇动的盛世豪情，是剑气纵横的大唐长歌，这个侠风炽盛的年代，只归于唐人，只归于上演了三百家侠义故事的大唐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