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玄宗不断发起对外战役，受倚重的边将往往长时间统兵，也削减了朝中文官与闻军事的时机。部分文官即便担任节度使，也因缺少军事才能，致使兵权旁落。例如，担任剑南节度使的张宥因“文吏不习军旅”，一切军政都委由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掌管，玄宗乃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张宥调回朝廷，由章仇兼琼接任节度使。
影视剧《唐明皇》中的李林甫
开元晚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主张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身世官员的统兵时机。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使命的需求，也改派有军事经历的武将替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当地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戎行迫临，“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形象，好像在玄宗朝晚期已然构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给武臣成为趋势。
但是，“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时间的传统，肃宗即位后，仍录用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和张镐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建功。尤其是房琯亲身领军反扑长安，却大北于陈涛斜。其时人将此一挫折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好像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限制文臣关于边防的建言。
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主张重修原州的城池，以据陇山之险，防制吐蕃。老将田神功对立此议，向代宗进言：“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墨客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以元载是不具军事经历的墨客为由，成功地阻挠这个方案的履行。
与此一起，部分文官也因本身的布景而在军事领域中退出，这也许是遭到其时中心权利式微、戎行难以统御的影响。例如，建中元年（780），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恳求调职入朝，而引荐行伍身世的武官姚令言继任。两相效果之下，文士对军事的参加继续削减。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仅仅一种刻板形象，并不表明在其时全无破例。武人小看文人的军事才能是唐代后期呈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情绪有时反而成为引起失利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也有相似的情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试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善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法，因而“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便是说，朝中的执政者虽垂青其军事才能，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盟的相关事宜。因而，樊泽虽具有统兵的才能，终其一生，参加军事使命的时机依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加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单个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才能，仍无助于改动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暴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当地军、政业务的操控。朝廷威信的削弱，成为严峻的政治问题。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疑，录用朝中高阶文官掌握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标志。杜佑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关于国家安靖的必要性。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长时间承平，归功于以朝中的卿相统兵。朝中的高阶官员统兵出征，比及军事使命完毕，即返朝任职，并不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的权势不致坐大。
后来玄宗改动这个体系，导致兵权失控，安禄山之乱便是边将久任体系下必定发生的成果。因而，发起康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心政府能有用操控戎行，保持政治的次序。
至于在战场上，这些统兵的卿相是否能获取战役的成功，并不是杜佑重视的重心。
在上述的几位统兵卿相中，李敬玄与刘审礼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统兵十八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因李敬玄不习兵事，临阵退避，致使刘审礼被俘，唐兵大北，实为适当失利的案例。但杜佑不避忌提及此二人，仍说卿相统兵是“安边之良算”，可见其论说的要点不在于战场的输赢，而在于戎行的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