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时期的写作，痴迷于对自身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的展现，觉得人世间最美好也最痛苦的，莫过于爱情了。歌颂地域和民族时也一样，走的是笼统的、单纯的、直接的路子，仿佛一个在狂野上大喊大叫或迷醉游走的浪子。当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油腻大叔，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人类社会观察者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写作的重要性。自从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后，慢慢地，我在纸上，用文字画出了雪山之下、长河之畔的桑多镇。我写作时的聚光灯，不再仅仅聚照我自己，而是更关注他人的世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试图保留什么改变什么?他们的命运，是否关系到更多的民族?他们的努力，是否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就这样，我用自己的作品，对桑多河畔的藏区村落作了深描，把小镇居民——桑多人的生存状貌，推向了可敬的读者。
2018—2019年，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一个藏族村落驻村，干精准扶贫工作。在田间地头，在高山牧场，在村落庄院里，频繁的接触，使我从村民的身上，感受到或豪迈或含蓄、或阳刚或阴柔、或热烈或安静的生命的气息。这气息是如此明显强烈，小时候我感受不到，也不曾体验，而今，我意识到，他们始终这样真实而坚韧地生存着，其此起彼伏的呼吸，若有所思的眼神，浓郁腥味的汗气，甚至或高声大嗓或低沉嘶哑的声息，都让我觉得：他们要走进画布，走进文学，走进电影，走进历史文化的长廊，在中国文学人物群像谱里，留下他们浓墨重彩的肖像。这使我更清楚了今后的写作方向，明晰了我的作品应该呈现的内容。我分明地感受到了身上的重担：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用文字来塑造桑多人的形象，勾勒他们的历史，释放他们的愿望，触摸他们的灵魂。桑多题材的创作，其意义莫过于此。在文体选择上，诗集《桑多镇》的创作，就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记者：此次获得“骏马奖”的诗集《桑多镇》，您用了多久的创作时间?
扎西才让：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桑多镇》的创作，从起意到出版，前后竟花了20年。1999年3月，原诗刊社编辑邹静之代表中国作协到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来扶贫，在与当地作家诗人深入接触后，他对甘南州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离开临潭时，带走了甘南诗人的作品，并在《诗刊》第5期头题予以刊发。这里头，有我的三首短诗，其中两首(《哑冬》和《雪猎》)入选了诗刊社编选的《99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我在《哑冬》里写道：“哑的村庄/哑的荒凉大道/之后就能看到哑的人//我们坐在牛车上/要经过桑多河/赶车的老人，他浑浊之眼里暗藏着风雪”。这是我第一次涉及桑多题材的作品，发表之后，被诸多方家所认可。于是，创作一系列以桑多巴——大夏河源头的生存者为题材的作品的想法，就出现了。
2004—2010年，因工作重心的转移，我暂时停止了写作。2011年，我进入甘南州文联工作，此时，原先的想法又被激活了。其后七八年，我创作了好多桑多题材的作品，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和散文诗。在这些作品中，我摒弃了以前过于自我的抒情方式，而将目光投向桑多一带的历史沿革、宗教文化和民众生活。我观察桑多人的生老病死，了解其生存状态和处世哲学。观察越深入，想表达的意愿就更加强烈。在有限的文字里，我试图写出桑多人在历史长河中或隐或显的倔强身影，捕捉他们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在观念、精神、意志等方面的变化，呈现他们在国家惠民政策的照耀下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状况的事实。当然，我也写到他们身披信仰之光处变不惊的生存常态，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旧思维，人性中永不消逝的善与恶的多种因子。就这样，我完成了桑多题材第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出版了三四本与此有关的诗集、散文集和小说集。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甘南这片土地对我的种种恩赐!
采访手记：作为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的国家级四大文学奖之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年创设以来，推动和激励着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发扬多元共生的精神气象，开放式的呈现着不同文化的民族书写，同时也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着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西才让先生获此大奖，不仅对甘南的文学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对甘南的对外宣传和形象提升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也因此欣慰地看到，文学创作，正在成为和新闻并驾齐驱的另一驾马车，推动大美甘南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