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内文
这场拍卖结束后不久，遇到了傅熹年先生，向他请教这部巾箱本，他说这书应当买，因为婺州本是宋本中的重要品种，而此书又很是罕见，以170万元成交，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闻听此言，令我顿生悔意，恨自己没再继续竞价，多举几口。
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中所钤藏书印
后来，翁连溪兄到台北出差，回来后送给我一本台北故宫所出的宋本图录，此书的名称叫《大观》，内收上百种宋版书，均为难得一见的尤物，细细翻看此书，颇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感，那欣羡之情，岂止是垂涎三尺可形容之，然而才翻看了数页，就看到了一部书很是眼熟，定睛细看，竟然是嘉德拍出的那部宋巾箱本《尚书》，原来跑到了这里！我本是趴在床上翻看此图录，见此书一跃而起，马上拔通嘉德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棠先生的电话，质问他国宝级的善本怎么出了境，拓兄很平静，让我注意此书未标有禁止出境的星号，并耐心告诉我，沈氏研易楼的这批书是他从美国征集回来的，在此出境没有违反《文物法》的规定。
此事过去了几年，虽偶然会忆及这部书，每每有腹痛之感，但毕竟已成为过去式，也渐渐地被此后发生的无数次类似遗憾而冲淡，今天我到傅斯年图书馆，为的是能亲眼目睹邓邦述前辈的珍爱之物，没想到又跟那部失去的尚书故事联系起来，谈话完毕后，我跟着刘馆长进入了图书馆的地下善本库，看了几十部难得一见的真迹，在我的要求下又打开了巨大的保险柜，捧出了那三部镇馆珍本，因为我的脑海中仍然沉浸在痛失《尚书》的氛围里，以至于看到这三件宝贝时竟然没有太多的兴奋感。
中午吃饭时，我问刘馆长，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何要拍下此书，他说沈仲涛研易楼的旧藏珍本在七八十年代时捐给了台北故宫，当年此事受到了台湾当地重视，蒋经国先生还给其颁发了嘉奖令，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宋本却没有在捐献之列，他们偶然从图录上知道还有一部宋版出现在拍场中，当然希望能买下来，与原捐献物合璧，我问刘馆长，当初他们想出的价格上限是多少，刘先生笑了笑，没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这个成交价比他们给出的限价差得很远，闻听此言，令我丝丝揪痛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以我的这点微薄力量，再跟着争下去，也不过是螳臂挡车。
从台北回来后，某日我到嘉德去看书，偶遇拓晓棠兄，聊到这个故事，我向拓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沈仲涛当年捐出了那么多好书，为何单单留下了这一部？拓兄称此部书的所有权早已不归沈仲涛，这是沈氏当年送给他儿子的结婚礼物，而上次拍的这批沈氏旧藏，就是从他儿子家征集来的。他的这个回答，消解了我的疑惑，同时我也把这个答案用电邮转告给了刘馆长，虽然这是我不可能得到的一部书，但毕竟因为这些故事，跟我有了星星点点的姻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