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自己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说他不是凶手。那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定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
夫妻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孩子没了以后，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孩子没了，“凶手”抓到了，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带着刘荷花；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健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是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
怎么想开呢？一直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 “我大儿子很聪明的，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