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即将要断掉的时候，丈夫翻过了身。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含冤入狱，妻离子散；张国武、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张建飞、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对于受害者两家人而言，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活着，要找凶手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记者也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 “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两个孩子被杀，一个四岁，一个六岁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来点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的时候，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里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