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也会为自己掩饰一两句，但是——
他为何坚持说自己杀人是故意的
蒋赞走访徐某的邻居
今年4月下旬，我遇到了一个“耿直”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徐某不作任何辩解，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弄死被害人，半句不为自己掩饰、开脱，甚至扬言出狱后还要找对方算账。
这真是一件怪事，明显不符合供述中利己的常理。在司法实践中，就算是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也总会为自己辩解一两句，徐某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咬定自己要故意杀人呢？况且该案中被害人仅为轻伤，如果没有徐某多次要弄死被害人的供述，该案很难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2月8日，徐某听其母亲说以前差点被同村村民（被害人父亲）侮辱（孤证，无法认定），便心生恨意，于是携带橡胶棒与其舅舅到被害人家中说理，双方发生冲突，扭打在一起。徐某认为被害人是坏人，遂用橡胶棒击打被害人头部及面部，在被害人昏迷倒地后又多次击打被害人头部。经鉴定，被害人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难道徐某是因为恨极了被害人一家，所以自己宁愿受重罚也绝不开脱半句吗？
这个答案合理吗？合理，但我觉得不够全面。我仔细审查案卷，几个细节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徐某犯罪冲动十分强烈，他选择的作案工具有杀伤力，一开始选择开山斧，被其父亲阻止后，又选择了又重又硬的实心塑料棒。当徐某进入被害人家中，二话不说，直击被害人要害部位，这与其舅舅先说理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徐某性格冲动。第二，徐某反复说起小时候“被欺负”的往事，他多次向我讲述他的成长经历，比如五六岁时，他被被害人母亲捉住按在地上，让被害人打骂。第三，被害人父亲意图侮辱徐某母亲的事，徐某在半年前已经知晓，但每次谈及这件事，徐某心中都有气，怨母亲给他丢人，稍有不如意，就殴打母亲，行为令人费解。
冲动易怒、偏执、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徐某的表现让我不禁怀疑：他是否有精神疾病？作案时是否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想到这儿，我立即联系了承办民警，请他们对徐某刑事责任能力做鉴定。承办民警告诉我，徐某不具有家族精神病史，在审讯过程中逻辑清楚、举止正常，不需要对其做精神鉴定。
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仍有疑虑。第二天，我走访了徐某的父母、邻居，这次走访我得知，徐某从小患有癫痫，且多次治疗未根治。因为患病，徐某被同学、村民嘲笑，性格发生了变化，经常与同学发生矛盾，长大后也时常无故殴打家人。综合这些信息，我认为徐某极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且影响本案定罪量刑。
我再次与公安机关联系，将走访的情况向公安机关通报，并坚持认为，确有必要对徐某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5月20日，疫情防控仍处于紧张时期，我和公安民警多方协调，带徐某前往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做鉴定。一天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传来消息，徐某系癫痫致人格改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作案时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鉴定意见印证了我的判断。我以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同时认定徐某犯罪未遂，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对其适用减轻处罚，于是向法院提出四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定罪意见和量刑意见。
庭审结束了，我心里还有一点遗憾：案件审查过程中，我曾组织双方调解，被害人向我表示，只要徐某端正态度，赔礼道歉，承担必要的医疗费用，他可以出具谅解书。我将被害人的意见转达给徐某，徐某仍然坚决不愿意赔偿和道歉。徐某和被害人同住一个村，双方都姓徐，关系原本融洽，因为这个事，被害人一方已搬离村庄，徐某也面临刑罚的严惩。作为一名基层院的检察官，我办理了很多因邻里纠纷引发伤害的案件，深刻明白办案不是为了惩罚，化解矛盾才是最大价值，虽然这次没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我依然会不忘初心，尽力在情理法之间实现和为贵。
（口述/蒋赞 整理/罗永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