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其中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显然，以“社会性死亡”为目的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但可能侵犯名誉权，也可能侵犯隐私权。
新媒体时代，新兴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大众对外公诸其诉求的机会。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包容宽松。然而，有些网民不能误认为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便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正当权利。
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个人要学会依法维权。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损者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公众处理个人信息时，要明白个人行为“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实际上，即使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也有权撤回其同意。但遗憾的是，很多类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个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
其次，“社会性死亡”之所以颇具“威力”，和助推事件发酵的传播主体缺乏责任有关。无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具有“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负起必要的把关职能。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尤其当事实真相澄清后，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及时对相关不实信息予以删除处理，而不是让带有侮辱性的信息继续传播，收割流量。
起初，我一度很不理解，“社会性死亡”的威胁，为何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很快，我就参透了其中的缘由。说到底，网络空间上的舆论环境，从一开始就不能与“社会”这个宏大的概念的画上等号。因此，当一个人在自己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内，以网络为工具对另一个人发出道德指控时，充其量也只能在特定的小圈子里让另一个人的名声坏掉，而无法阻止对方继续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里如鱼得水。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指控的“实锤”是多是少，声势是大是小，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真实的社会，其实远远要比普通人想象中要广阔得多。世界之大，容得下任何想要生活下去的人。我见过太多在网上被曝光到仿佛混不下去的人，改头换面便立刻“重新开始”——事实上，哪怕是一些在新闻中被曝光过斑斑劣迹的公众人物，不也同样厚着脸皮，继续招摇吗？
在我看来，与其拿着放大镜，对这种影响力终归有限的一厢情愿大加争论，不如认真思考：面对争议性的道德事件，以及那些难以用法律维权的疑似受害者，我们该如何为其提供一条超越“社会性死亡”的问题解决路径？显然，我们既不希望好人遭到冤枉，也不愿意看到作恶的人自行逍遥，努力让是非得以澄清，或许比纠结维权者的“姿势”更加重要。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后，个人权益受损后要学会救济。一般而言，救济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救济；二是私力救济；三是司法救济。社会救济有时也称为社会救助，是社会基于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对弱势者行善施舍，多表现为暂时性的消极措施。对于遭受“社会性死亡”的受害者而言，社会救济意味着能够获得同情和理解，甚至能够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与声援。私力救济指的是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实施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权利，比如自己澄清事实等。司法救济则指当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以最大限度地救济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最大程度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