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后经过解密，外界才知道“金银滩”这片草场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这是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
毒害物，是家常便饭
因为保密需要，国务院批准这里对外叫“青海矿区”。当时，矿区级别很高，跟省会城市西宁平级，却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有关机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对外不能透露工作地点和性质，探亲出差不能买直达厂区所在车站的车票……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身边的同事在做什么。”许震贵现在还把“保守国家机密，慎之又慎”的警语记得清清楚楚。
刚到那里工作时，许震贵经常能见到一个“小老头”，他说话总是能切中要害，在他指导下，大家进行实验和设计的效率很高。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王淦昌，这位中国“核弹之父”化名“王京”28年，与彭恒武、郭永怀这些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带领着技术人员潜心攻关。
221厂里的每颗螺丝、每根电线，虽都是从全国工艺领先工厂定制的，可还要再经过苛刻的筛选。刚进厂时，陈栋标在一分厂103车间负责质量检验，他举例，为了挑出质量过关的玻璃二极管，需要依据“正向整流，反向耐压”检测。“测一个要2分钟以上，我坐在实验台前，用了两个多月，才从1万个样品里挑出300个。”
如今在青海221基地旧址，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念牌。（王倩 摄）
许震贵起初在二分厂生产部工作，当时原子弹所用的炸药是在“米哈耶洛夫锅”里熬制的，他对那种苦杏仁味记忆犹新，这是TNT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通风不好，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上”。为了赶任务，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就餐，但化学毒、物理毒却成了“家常便饭”。
高性能炸药要在数千吨的压机中压制成形，随时都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这些密度很高的炸药还要在机床上再用刀具加工成精度很高的产品。“真的是提着脑袋干活儿。”
吊装第一颗氢弹时，产品刚装配好，偏偏停了电，吊车突然悬住不动了，千钧一发之际，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冲了上去，有人死死抱住挂钩，有人在地面连忙围起盖，生死攸关时，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只想到要保护吊车上的大球。
“我们同事间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准备工作时，相互提个醒儿，把手表先退下来，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很值钱，如果出了事，还能给家人留下点贵重物品。”许震贵记得，切割炸药的202车间原有30多人，短短几年，就有12人牺牲。
坐在一旁的陈福良静静听着，眯起了眼睛补充：“有个上海技校毕业的小伙子，才20岁出头……”
争气弹，只为了那一刻
从苏联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撤走专家、终止合同那一刻起，参与核试验的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用手抠，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每项装配流程都要一气呵成，所以我们没有上下班之说，累了就在弹旁休息一下，晚上厂房中、办公楼里都灯火通明。”许震贵回忆，每天21时，接送大家上下班的班车来了，司机在外面一直喇叭，也没人愿意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领导强行熄灯，大家才不得不离开。
“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大家团结奋斗，没有一个人叫苦，努力做到‘保质、保进度、保安全，一次成功’。”这些口号，陶瑞滨记得清清楚楚。
青海221基地旧址，这里是“上星站”，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被运往新疆罗布泊的。（王清彬 摄）
1964年7月30日，陶瑞滨作为公安人员随着国家参试队伍离开草原，登上一级专列，直开新疆大河沿终点站。戈壁滩中午气温超过40℃，可夜间还要穿棉袄、盖棉被。他记得，那里没有新鲜蔬菜，“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北京带来了青辣椒慰问大家，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