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存放原子弹最小部件的‘匣’。”
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89岁的陶瑞滨指着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木匣子对记者说。
木匣子外方内圆，像个普通的笔筒。谁也想不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中子源曾躺在里面。作为引起裂变反应的“扳机”，中子源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对原子弹至关重要。
1964年10月15日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夜，飞机、大炮、坦克等“效应物”早已在罗布泊准备好。一公里外，“扳机”还在送来核心区的路上。茫茫戈壁，漆黑一片，两个手电筒发出微弱光亮，三个年轻人手挽手，搀成人墙，齐声说着“一、二，一、二”，同步前行。他们脚下是滑沙，要保证中子源安然无恙，每一步必须走稳。走在正中、紧紧抱着中子源的人，就是陶瑞滨。
中间玻璃盒内即为陶瑞滨带回来的“匣”
回忆起那晚，陶瑞滨站了起来，弯起双臂，两手捧成碗状，好像还拿着那个怕震、怕水、怕晒的“宝贝”。“夜行戈壁1000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陶瑞滨形容起那晚的天气，“乌云密布，不见星月”。
陶瑞滨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221厂工作33年后，从青海回到了上海，住在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陆续回来的，还有他80余名老同事。在街道，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党支部——“两弹一星”党支部。支部现有28名党员，陶瑞滨年纪最大，在221厂工作最久，最小的一位也已72岁。他们用了近20年，筹建起全国第一个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集了很多当年的老物件，陶瑞滨带回来的“匣”就是镇馆之宝。
金银滩，消失的地名
1964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陶瑞滨接到一纸调令，通知他去北京任职，可去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一概不知。临出发，他才被告知要去的是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3210米的草原。就连同事都纳闷，连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青海是遣送劳改犯的地方。
坐上西行的列车，穿过片片土坡和一路残雪，4月初，高原上野草还是干黄的，远山上银雪闪闪。随着海拔升高，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陶瑞滨头晕目眩，嘴唇发干发紫，流起了鼻血，下车后休整了几天才缓过来。
年轻时的陶瑞滨在徐汇分局前的留影
陶瑞滨有几十本笔记，记录了自己从前的工作生活经历，图为他在翻看回沪后重新整理的笔记
从左至右：陈福良、许震贵、陈栋标
在陶瑞滨之后，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陈福良、从中科大毕业的陈栋标、从合肥化工学校毕业的许震贵，也分别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些毕业生们都是第一志愿填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为核工业部）。“我们就是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根本没有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陈栋标回忆。
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曾有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在王洛宾那首浪漫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青海的草原令人神往。可从1958年开始，这首歌就和一部名为《金银滩》的电影一起被禁播，“海晏县”也在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金银滩”屡易其名，从 “国营综合机械厂”，先后改为“兰字839部队”“总字819部队”“221厂”。
许震贵印象中，厂区周围山头上的积雪一年四季都不融化，风沙很大，“风吹石头跑，眼睛睁不开”，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陶瑞滨说：“我们住帐篷，吃黑馍，喝河沟里的水，80℃水就烧开了，饭煮不熟，青稞馒头发黏，很难吃，副食是粉丝、土豆和大白菜‘三大样’，穿的是棉猴（长棉大衣）、皮帽和大头鞋‘三大件’，基地有时7月的积雪都有大腿深，年平均气温在零到-3℃，毛衣毛裤不能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