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了几天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非法木材商。他答应带领记者们去雨林的最深处拍砍伐现场。但当天，双方接上头已经很晚了，木材商提议住在他的庄园。
与刘晓骞同行的还有一位常年报道非法砍伐题材的路透社记者，他苦劝刘骁骞“奥斯卡（刘骁骞英文名），不要跟他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他会把你杀掉”。刘骁骞和阿力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去。“今天我要走的话，我这辈子都有遗憾。”
两人去了才知道，所谓的“庄园”不过是两间破烂的小木屋。当晚，刘骁骞睡得很熟。一觉醒来，天光大亮，木材商却说，“听见你们来拍摄，伐木的那批人连夜撤走了，我也拦不住。”结果还是没拍到。
这个故事还不算结尾。三个月后的一天，刘骁骞接到一个当地专门研究非法砍伐的学者打来的电话，他问“奥斯卡，你有那个木材商的画面吗？”原来，那个木材商正在悬赏5000雷亚尔（当时折合人民币1万多）买他的人头。
那么，公开买命的木材商为什么会接受公开采访？刘骁骞分析，“其实这个人也很委屈，他买了亚马孙雨林这片地，有一天政府突然把这片地划成了印第安保护地，不许木材商动用地面上的任何资产，木材商和印第安人激烈冲突，非法砍伐屡禁不止。作为木材商，他也需要一个平台诉求自己的利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上帝之城分包可卡因 每包耗时约一秒
毒贩也有“合理”的诉求吗？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有736个贫民窟，刘骁骞在《走进‘上帝之城’》中拍摄的那个是里约市最危险的贫民窟中的一个。为刘骁骞铺路的是一个巴西线人，2012年，这位线人主动联系了刘骁骞。
“接触下来，我了解到，这位线人也居住在贫民窟，但并不是贩毒组织中的成员。他会摄影，有新闻理想，想有一点作为。后来一次采访后，我从背景音里听出，他好像还是贩毒组织中一个高层的侄子，这就难怪他能提供独家资源了。”一年交往之后，刘骁骞向线人表达了想要采访贩毒集团的想法。
《走进‘上帝之城’》中的毒品加工点原本是一户人家的车库，屋内有两张铺着旧报纸的长方形木桌，桌旁的人拿到碟子的人用一根细细的铁勺将可卡因一勺一勺地舀进细长的塑料包里。负责分包的几个人效率很高，每包几乎只耗时一秒。
刘骁骞在桌子上发现一沓厚厚的粘贴纸，那是毒贩设计的标签，上面印有可卡因的价格、贩毒集团的名称、贫民窟的名称、贫民窟首领的标志。标签底部还有一行字：“如有质量问题，请到购买处申诉。”
在毒贩们看来，毒品生意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行业，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持有枪支也是因为防备周围其他的武装团伙，“要保卫家园”。
既然毒品行业也存在竞争市场，所以就要像奢侈品广告一样，他们会按季推出不同的标签。每逢母亲节，他们会在标签上印上一位慈祥母亲的画像，画像原型据说来自其中一名毒贩的母亲。而在巴西世界杯期间，他们就印上了世界杯会徽和吉祥物……
贩毒集团跟着陌生毒贩走进贫民窟深处
采访到了毒品加工点，刘骁骞还是不甘心。第二天，他们再次驱车返回贫民窟，要拍摄传说中的“烟口”。在贫民窟的黑话中，它专门指贩毒集团的毒品零售窝点。
刘骁骞想拍摄一个大型的“烟口”，贩毒集团“值班经理”同意带他们去看看，但要乘车往更深处走。线人突然说他不去了，就在原地等着。“好好拍，只有这个机会了。”线人低声对刘骁骞说。就这样，他们跟随着素昧平生的毒贩向贫民窟的深处驶去。
那里的粉果然比外头来得齐全，除了5雷亚尔一包的基本款外，还有各种不同剂量和纯度的包装。站在中间的毒贩穿着一件褪色的短裤，一把手枪在腰间。刘骁骞和毒贩“士兵”的谈话中，你也许能体会到这些“刀头舔血”者的心态。
问：你担心这里的维和警察所吗?
记者手记
刘骁骞，你不害怕吗?
“你不害怕吗？”可能是刘骁骞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在书里，刘骁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哲学，他借用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
刘骁骞和伐木商的接触其实经过了几个线人的周转，真正和他面对面谈话只有五分钟。“时间成本、人的精力还有采访经费我全搭进去了，临到最后一刻如果我退缩了，拍不到伐木现场，那太遗憾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