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尽管全社会意识到了生育的紧迫性和女性的就业困境，现有的各项建议，仍是在个人及企业上下功夫，总希望企业承担得多一点，更多一点。虽然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是无条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能危及企业自身的生存。企业只有先活下来，发展壮大，才有余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然而，中国95%是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要生存下来，它们势必要千方百计地缩减成本，招聘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其实，这些企业吸纳了80%的就业人口，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已经履行了最大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一下子对它们要求太多。何况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加上疫情的冲击，很多企业还在生死的边缘挣扎，任何一点多加的负担，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如果把企业搞死了，哪来的就业，有哪来的产假和后面的生育福利呢？
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不应该只成为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生育成本的问题，不是企业发扬风格、乐于奉献就能解决的。政策也好，建议也罢，不能“慷他人之慨”，公共财政若不能切实分担生育的成本，不能从根本上减轻企业的负担，延长产假对女性员工而言就不是福音，而是地雷，这意味着她们将遭受更加严酷的职场歧视，最终的生育成本将转嫁到了个人身上。不去触动现有的成本分摊机制，将产假延长3到6年，无异于一厢情愿、痴人说梦，恰如糖衣包裹的砒霜，表面很甜，但真的要人命，这是我们需要严格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