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熊芳雨3月14日报道：知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一直是个话剧迷，鲜少人知晓，靠写小说成名的莫言，其实是从写话剧走上创作之路的。
这个周末，在朵云书院·戏剧店，剧作家喻荣军、文学及电影评论家汤惟杰、文艺评论家及诗人孙孟晋、出版人曹元勇重点围绕莫言话剧中的历史人物展开了一场对谈，全面展现剧作家莫言的独特之处。
“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莫言曾坦承地这么说道，过去的小说里，过于炫目的语言把他写对话的本领给遮蔽了，而写话剧能激发他在对话方面的才能。
在莫言看来，所有好的、伟大的小说背后都有戏剧化内核，《蛙》的话可以当做戏剧来看，《檀香刑》里面更是有丰富的戏剧元素。
莫言剧作与专业编剧有何不同？
“KEY-可以文化”陆续推出过莫言两部剧作集，包括话剧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和影视剧剧作集《姑奶奶披红绸》。荆轲、秦舞阳、高渐离、燕太子丹等人物在莫言笔下，纷纷从文学的神坛走下，成为可知可感、有血有肉的人物。
这些剧作集，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
《我们的荆轲》故事很简单，讲的就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故事——荆轲刺秦王，不过在莫言的笔下，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刺杀秦王的动力变得模糊可疑，他就像一个浮躁、虚伪、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小心穿越回千年之前，为了成名不惜任何代价。
“看《我们的荆轲》时，感觉它们虽是历史剧，但又不像历史剧，莫言好似在写他自己。重心不在’荆轲’上，而在’我们’上”，喻荣军说，自己在某天晚上一口气酣畅淋漓地看完，小说家写的话剧和专业戏剧编剧确实不同，戏剧是现场及时给现场观众看，要和观众之间形成互动，要有现场沟通。莫言的剧本中则不少随性的东西，这在剧场里非常珍贵。
“比如杀燕姬这场，还有状别那场，突然之间就歌唱了。我在读剧本时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写。但读完后认为这样写非常好，有自己的角度，并且非常有力量。”，喻荣军认为，莫言的剧作集十分具有可读性，有些剧本读起来比较枯燥，需要具有专业性和想象力。但莫言作品想象空间非常大，人物形象非常饱满，特定环境下人物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思想的交流都可以让观众立即感受到，这样的剧本很容易读的。
莫言为何会写剧本？
剧本《霸王别姬》同样取材于《史记》，但对历史人物的阐释同样是颠覆性的。
虽然故事以楚汉战争为背景，但莫言将视线投到了吕雉和虞姬两个女性角色身上，通过她们的对话、对峙、抉择乃至最后的反转，呈现在男性和女性身上，“事功”与“亲情”二者间的艰难取舍和权衡。
在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侧耳团队成员王幸、雷小雪朗诵了莫言话剧《霸王别姬》中的精彩片段，为在场读者带来了专业而直观的现场感受。
孙孟晋看来，《霸王别姬》中讲述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在历史上没有过多记载，全靠莫言剧本中发挥。这个发挥很重要，所描写的崇高与卑下、美与恶、善良与败坏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一个人身上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卑下的一面，在剧本里可以看到人物的塑造，深入人心深处。
“莫言为何会写剧本？”孙孟晋分析说，或许与《红高粱》有些关系。莫言的《红高粱》1987年就改编成电影大获成功。最早的影视剧本就是莫言亲自改的，还拿到800块改编费，当年算一笔巨款。在电影改编时，莫言把小说内容进行删改，对人物之间复杂关系又有了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