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洼村贫困户脱贫名单公示
失语的人群
姚小瑞的婚礼是在父亲安排下进行的，据此前报道，媒人多次牵线，双方为此已接洽一年多。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农业大学学者潘璐就发现，在农村地区，村庄和家庭对智障女性的婚姻普遍持积极态度。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大多是由父母包办，为的是给智障的女儿寻找未来照料者。
这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刊登在美国一份期刊上的调查显示，75%的家长反对智力障碍子女结婚、生育。另一项调查显示，95%的家长满意且不后悔给孩子安排了绝育手术。
潘璐调研的地点是河北保定的两个村庄。她好奇乡村里智障人群的生活世界。但是学术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于是她便将自己的博士课题对准了这个弱势群体。
两个村庄约有1900人，潘璐的主要研究对象有7人，其中三名男性都没有结婚，四名女性中有三人已经结婚。另一个年轻女孩尚未到婚嫁年龄，但是因为同样存在智力障碍的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并不担心她的婚嫁问题。
在村庄陆续生活了半年，潘璐观察到智障女性也会渴求婚恋和家庭生活中的亲密情感。一个轻度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会在丈夫打工返乡的时候，穿上平日舍不得穿的高跟鞋，挽起丈夫的胳膊；另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妪则拉着潘璐的手，一直比划两个手指。后来潘璐从村民那里了解到，这个手势指的是老人的两个女儿，女儿出嫁后多年没回家，老人一直牵挂她们。
乡村里的智障女性能步入婚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婚姻权益得到了实现和保障。恰恰相反，潘璐认为，智障女性对自己的婚姻缺少自主决策权，她们自身的意愿和意见被完全忽视了。
在她的调研中，这些女性的婚姻都是由家里作主，结婚对象也大多是村里弱势男性——年龄偏大、有肢体残疾、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个智障女性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多岁，另一个女性的丈夫则是一个患有视力残疾的大龄男性。这种婚姻组合也往往预示着她们未来家庭生活的艰难。
婚姻里几乎不存在亲密情感。智障女性难以从丈夫那里获得充分的情感慰藉。那个会在丈夫返乡时穿上高跟鞋的姑娘，婚后基本都住在娘家。而另一对夫妻，尽管共同生活了20多年，除了吃饭之外每天几乎碰不到一起，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分房而居。丈夫承认，他不关心妻子白天去做了什么，“在家里看着她就心烦”。
这种家庭关系在智障女性的婚姻中并不罕见。姚小瑞所在的河南泌阳县，一个曾带扶贫干部多次探访一户智障人士家庭的司机记得，丈夫对那个智障女人的照料仅限于给口饭吃，住进政府建的扶贫房后，也没将女人接进去，怕她将家里弄脏。
相比健全人，智障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更可能遭受侵害。她们的性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卫能力较低，更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性侵害案件进行审理发现，智障女性受到性侵害的事件多发生在农村。
在一些极端案例里，伤害还可能重复发生。北方某个村庄，一个遭受过侵害的女性流落至此，被当地的一个大龄光棍捡回去做了老婆。她没法照顾自己，经常不穿衣服，丈夫每天外出干活时就把妻子锁在家里。
在河北农村，潘璐看到了这些女性的纯真，热情，渴望与人交往。然而现实中，她们的生活总由健全人决定和安排，她们无法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况。
在乡村，智障者面临的障碍不只是生理性的，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有一次，潘璐和一个智障妇女手拉手出村，商店门口的村民和孩子齐刷刷投来诧异的眼光，这件事很快传开，成了村民们的谈资。
“正是由于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不足，特别是还存在很多污名化和社会排斥的现象，所以智障群体的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潘璐说。
十多年过去，在博士论文结束之后，潘璐没有继续跟进这个研究主题。但是看到有关智障人士的社会新闻时，她总会留意几分。在她看来，这些年来，农村智障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个群体依然面临多重问题，例如老年智障者的家庭照料和养老问题、女性智障者的婚姻权益问题以及轻度智障者的学校教育排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人们对于他们也依然缺乏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