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华丽的金面具、精美的牙雕、青铜神树……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近日发布。
曾于198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此次实现了科学性考古、多团队合作、多学科融合的新尝试，丰富了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的认知。AD_SURVEY_Add_AdPos("7004636");
20日，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是否可以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谜题？
更清晰了解祭祀区的空间格局
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坑与2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之后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研究两个坑的资料，文物修复、筹建博物馆等相关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除了祭祀坑，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城址、墓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据介绍，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跟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相比，6座“祭祀坑”的形制与方向相似，出土文物类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此次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这意味着过去根据两个坑的出土文物及相关考古所形成的观点都要接受新的检验与挑战。
参与3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教授徐坚介绍，1、2号坑发掘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改写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此次发掘的3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2号坑，但是在器类、器形和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说明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和30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复原埋藏过程，从而能够对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有清晰了解。
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文化关系的认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这次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
此次发掘中，3号坑出土了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巨大的青铜面具、顶尊跪坐人像、青铜神树等青铜器，尤其引人注目。此次还出土了百余根象牙，其中一部分被火烧过，多数与青铜器、玉器一起埋葬。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介绍，考古团队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都发现了丝绸的遗迹，“最高级的丝绸用于祭祀，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丝绸，说明丝绸一开始并非用于制作日常衣物，而是用在隆重场合。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有桑树，青铜兵器上可以看到蚕纹，一些青铜壶上也有采桑图，这一切都支持了在三星堆发现丝绸的合理性。”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施劲松说：“一个遗址的祭祀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在哪，器物在掩埋前是否正常使用，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此次新发现的器物坑，使我们有可能对整片区域的相关研究重新思考。”
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了三个层面的文化。一是以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本地特征；二是以玉戈、牙璋等为代表的夏商文化的影响；三是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进行自我创新，比如器形是中原的尊、罍，但风格装饰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有密切联系。文化上的认同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文化传播、交流的路线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