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来，我们拒绝了所有亲戚朋友的探望。因为妻子在乎别人，又像小女孩一样爱美，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形象。我和儿子，以及其他几个家人，陪着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最后一个月，她基本都在沉睡，很少时间醒来。但她每次醒过来时，护士都会警告我们：你们不要乱说话，她心里啥都明白，只是不怎么能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做饭，儿子在医院照顾妻子。我回来后，发现她身上多了一个伤口，应该是不小心挠伤的。我担心伤口感染，随口说了儿子几句。没想到，妻子突然气呼呼地蹦了一句：“你是在说儿子吗？”我吓了一大跳，原来她能说话。
那时候，临终病房只有我们一家人。妻子睡着后，我没事情做，就到处转悠。3月初的一天，我走到医生办公室，看见架子上摆着几本资料，介绍人体冷冻机构。我顺手拿起来，翻来看了看，觉得很新奇、魔幻，但没想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几天之后，科室主任私下跟我聊天，说起人体冷冻技术，问我对此有没有兴趣。他告诉我，冷冻公司的人第二天要来医院，建议我跟他们见一面。
此前，我对这种技术完全没有概念。那天晚上，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人体冷冻”相关新闻，看到了中国首例冷冻者——女作家杜虹，她是《三体》的编委，在国内进行遗体冷冻手术后，被送往美国进行分体保存。
我一开始不相信这个事，觉得不真实、太遥远……我把她有关的所有报道，甚至评论都看了，还是觉得很神奇。
第二天，我见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人，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但我不懂技术，唯一震撼我的是他们对死亡的思考。他们说，“死亡”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除了土葬、火葬……这些让人体消亡的葬礼形式，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希望”。
后来，我去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见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他们的外国专家，跟他们聊技术、流程，以及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当初担心，法律意义上宣布死亡后，他们还给她开膛破肚或者有比较大的伤口，因为我媳妇爱美。对方告诉我，没有很大的伤口，就是插两根管子，一根进去，一根出来，再缝几针就好了。
我去“银丰”考察了三四次，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客观。主要是，这个“希望”让我动心了，我不想她就这么消失。我回医院跟妻子说：“这次你病得很严重，要不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到里面睡一觉，等医学发达到能治好这种癌症，我们再来相见。”我前后跟她说了两次，第一次她没有反应。第二次，我跟她说，“如果你愿意去，就抓住我的手。”她听懂了，轻轻地抓住了我的手。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谈论过生死以及遗体捐赠，她还说要把遗体捐给我们学校做解剖。
那次，她抓住我的手后，我跟她说：“我到时来叫你，你可别故意不醒啊。”
展文莲照片
（二）
这几年，我回过头慢慢琢磨，再来看待这个事情，觉得它让我重新看待生命，理解生命。
妻子出生于1968年，比我大几个月。我们是初中同学，我祖籍河南，她祖籍山东，我们的父母都是援疆干部，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彼此都认识。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很单纯，爱玩，性格大大咧咧，像男孩子，但有一股不一样的气质，人也比较骄傲。她家里干活的人多，条件也比我们家好。
桂军民（左五）和展文莲（左四）初中时期
她经常送东西给我，那时候的感情很单纯，也没有考虑以后。
后来，我考上高中，考到上海的大学。她上了职业中学，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回了老家山东。
她回去以后，我们每周都通信，告诉对方彼此的情况。我上大二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来信，说她父母出车祸身亡了。我担心她，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到济南，再转车到达她所在的小县城。那是1988年的冬天，济南的老火车站还是德国日耳曼式建筑，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但她生活的小县城道路坑坑洼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