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清楚，年级排名最差的一次考试，全初三1000多名学生里他排到了300名开外。那次是因为数学题没来得及做完，“那时间根本不够用！”陈泗翰懊悔地拍了拍大腿，说起来，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出狱后，陈泗翰感觉到和同学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互相间的感情还在，只是“共同语言”消失了。初中同学们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上大学。没上大学的，已经订了婚。
大多数同学，他都没再联系。微信上的几个铁哥们，也只是过节时借着祝福聊上几句。“最近在干嘛？”“有在学什么？”来回寒暄几轮，对话很快就结束了。
从15岁到22岁，陈泗翰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少管所里度过，跟同学们相比，他错过了很多东西。
最初的一年多，是少管所最难捱的日子。他还记得，当审判长向他宣布8年刑期的结果时，他一下就懵了，大脑一片空白，眼泪无意识地流下来。“我后来想明白了，既然靠自己的能力没法改变现状，那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
于是，他在少管所里尽可能多地学习，希望缩小和朋友间的差距。他从小就喜欢计算机，好奇“大数据”，在少管所里面报了计算机专业的中专。
但少管所里的计算机专业，更像是“台式机的维修与组装”。探视的时候，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带过C语言的教材，学了段时间，他发现没有实践，光看书还是不行，“你需要去验证写的代码是否正确”。
他成了少管所里的“模范囚犯”：给监狱的报纸投稿，自学写诗、弹吉他，也参加唱歌比赛，加入“音乐班”，学习萨克斯。也因此，他获得了两次减刑。去年5月，代理律师林丽鸿向检察院提交了陈泗翰的假释申请，顺利获得批准。
出来后，他还是明显感受到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前几天，一位同学在朋友圈发布了考上研究生的喜讯，陈泗翰把这事告诉母亲。“嗯，我也看到了，还给他点了个赞”，李荣惠回应。
之后，母子俩陷入沉默。
在少管所期间，同学写来的100多封信是他的精神支柱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陈泗翰还在少管所里考了法学专业的大专。获得假释后，代理律师林丽鸿让他当了自己的实习助理，做些律所里的工作：写法律文书，编辑律所微博、公众号的内容。
少管所的生活完全由教官安排，和社会脱节。林丽鸿说，一开始，陈泗翰甚至不理解“工作”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手头的任务没时间完成，他压根不会想到要跟同事交接工作。等到任务已经过了时限，同事再去催他的时候，他才会给出理由：今天给亲戚辅导功课，又或是帮妈妈洗了碗。一些常识性的认知需要重新建构，例如，一项工作任务必须要有结果和反馈；如果你要请假，就必须遵守单位的制度。
实际上，陈泗翰服刑期间也有自己的“工作”。在少管所里，他是狱友们口口相传的“最文明组长”。
他在新犯区当了两年多的组长，前后管理过四五百个犯人。一开始，教官不信任他，因为组长们大多“以暴力服人”，以陈泗翰内向、温和的性格，恐怕很难压住。
出于组长的职责，每个新犯进来，陈泗翰都需要了解他们涉及的案情。抢劫、故意伤害和强奸，是少管所里犯人最常见的罪行。
陈泗翰尝试着去理解这些少年犯，他们当中有父母离异的、有遭遇家暴的，还有留守儿童。陈泗翰觉得，这些人大多心眼不坏。很多孩子是受到家庭影响，跑出来和社会上的混混们接触，自然而然沾染了不良习气。“他们觉得欺负人有种快感，伤害别人，名号就能响亮起来，谁都不敢惹”。事后想起来，他们大多觉得当时的想法“太幼稚”。
陈泗翰说，“缺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有时候，给他们点小恩小惠，“哪怕给包干脆面，他们都会感激到不行”。
除了需要与人接触的公事，在少管所里，陈泗翰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待着，发呆，看书，练吉他，或者写诗。
组里也有人在陈泗翰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有位比陈泗翰年纪大些的狱友，小学没上完就出去打工，在社会上混了七八年，来向他请教数学题，“这除法我活这么久都不会，你快教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