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ermanence
这样的人可能不会再有了
记刘祖慈先生两件小事
听到刘祖慈先生去世的消息，有些感慨。
这其实挺不应该。读《红楼梦》许多年，我对生死看得淡，人生无常，上天并没有跟你签订合约，所谓“应该待多久”都是人类的自说自话，既然是自说自话的事，又有什么好叹惋的呢？何况，刘先生82岁高龄辞世，已经超过人类寿命的平均线，不算很难接受的事。
但还是有些感慨，心里久久回旋的，是这样一句话：这样的人，可能不会再有了。
我和刘先生打交道不多，就这极少的交道里，却有些跌宕起伏的小恩怨。
1998年，我还在阜阳，在某内刊做临时工，闲来常写点什么，投给大小报刊。其中有一篇《在戴厚英家做客》，发表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文化周报》上。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徽省副刊协会到阜阳开年会，我听说这篇文章获得了全省副刊好作品一等奖。
我参加了那次颁奖会，刘先生在现场对获奖作品做了大致介绍，特别提到我的稿子，说把戴厚英老师写得特别生动，刻画出戴老师耿介的性情和不羁的做派，他所了解的戴厚英正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又说，听说作者就是阜阳人？《阜阳日报》的老师示意我站起来，他点点头，我便又坐下。
会后大家去颍上八里河小张庄等地游览，我也跟着去了。路上有编辑老师告诉我，评奖时提到我其他评委都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么个人来，刘先生力主这篇得一等奖，大家就也接受了。
我当时听了只道是寻常，毕竟年轻，以为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事，刘先生若觉得我写得好，当然要推许我。要到很久之后，才知道世界没有这么顺滑，陈佩斯有次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得过很多奖，因为我是个很干净的人。”若是评委都像刘先生这样，这话也就没有语境了。
在遥远的1998年，一是不谙世故所以心安理得，二是我本来就不是善于敷衍周旋的人，我对刘先生虽然心存感激，也只是遥望一下他的背影，不曾跟他说过几句话。
那次同行倒是给了我别的收获，不少副刊编辑跟我约稿，连发几篇之后，我得到些机缘，来到合肥，入职某媒体，有时不免想，若是那篇文章未入刘先生法眼，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不见得比现在差，但总是不同了。
2000年，安徽文联搞了一场“迎驾笔会”，请来了包括王蒙、张贤亮、邵燕祥等文学大家，我作为记者随行。主任特别跟我说，要采访一下邵燕祥先生，问他为什么封笔。
主任吩咐了，我自然要完成任务，只是作家们总是集体出行，我也没有采访经验，一直抓不住采访时机。有一晚在酒店的走廊上，正好遇到邵先生和刘先生，我上前表示想要采访邵先生，他连连婉拒。我想那就问一个问题吧，便把主任的问题抛出来，邵先生尴尬地笑着，不想回答，又不知如何摆脱这逼到面前的问题。
这时刘先生急了，冲我嚷了句什么，我现在已经忘了，总之非常严厉，他拉着邵先生匆匆地走了。
我原本对刘先生心存感激，此刻既委屈，也有点恼羞成怒，采访是我的工作，当记者的，许多时候确实顾不上礼貌，刘先生的做法，简单粗暴，有点伤我自尊。
之后许多年，我又见过刘先生几回，偶尔会互相点点头，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心里多少有点芥蒂，我猜刘先生大概也是如此。但有一次，我想起刘先生，觉得他真是个难得的人。
那件事跟刘先生本不相干。某日，我收到一位几乎没有来往的本地作家的信，跟我说，某老作家要过多少岁寿辰，希望我能参加并给这位老作家送上一束鲜花。要说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但该作家又说，我想，他会很高兴收到你这样一位年轻的美女作家的鲜花的。
不是，作家就作家，“年轻的美女作家”是什么鬼？我仿佛看到这位作家在家里挖空心思想要讨好老作家，最后想出这么一个主意的得意。
我不是说他有什么坏心思，把人家老作家想象得多不堪，他应该只是觉得“年轻的美女”是可爱的事物，就像那束鲜花一样，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点缀。至于我，他说不定是对我的一种恭维，给我提供了一个亲近资源的机会，我若不是特别不知好歹的人，都应该感激他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