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挡在面前的墙是支付能力。中等收入人群是对养老服务需求大的人群。然而，当前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已远远超过这部分老年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这倒不是不是因为养老院的经营者漫天要价，而是这一代老人的支付能力和养老院的运营成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致。
一位养老院管理者告诉记者，只有当一个养老院的入住率超过60%，且能自理的健康老人愿意支付超出所在养老院护工薪水的住宿费用时，这个养老院才能勉力维持运转，不致亏损。
以北京为例，如果老人生活能够自理，大概需要5000元/月的费用才能排队入住一个普通的公办养老院；如果后期出现失能，费用上涨至10000元/月。
如何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如何让更多老人拥有体面的晚年？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按照中国“9073”养老模式，90%老人居家养老，7%享受社区居家服务，只有3%入住养老机构。大部分人选择居家，并不仅仅因为居家便宜，而是观念里觉得应该要居家，家是最后的自留地，有子女陪伴照料，才不枉为一个安详的晚年。
即便是3%的机构养老，背后也是750万老人。随着老龄化加深，这个群体还会继续增大，当他们想要选择养老机构时，我们的社会资源却未必做好了准备。
除了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和阶梯式缴费原则。
乔晓春将老年群体比喻为一个“三明治”结构，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是三明治的外围部分，高收入人群可以靠自己的收入获得优质的养老服务，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兜底，但这两类人群所占比例较低。
而中间比例最大的夹层部分为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夹心层”老人将会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 。他们的规模巨大，2020年为2682万，到2035年增加到6954万，2050年迅速提高到1.24亿。
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一旦他们丧失自理能力，收入又不足以用来购买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未来谁来照顾他们呢？
原标题：《中国老人为什么住不上优质养老院？》
根据乔晓春2016年的调研，对于养老机构有迫切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而且需要他人来照顾的老年人，并且月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即使在北京，符合这一潜在条件的老人比例也不会超过1.6%。
显然，这样一个潜在规模难以推动养老市场的兴旺发达。
如若没有政策扶持，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养老院有强烈需求的老人们支付能力不足，养老院无法雇用有专业技能，足量的年轻护工，服务质量低下。
低下的服务质量又很难吸引老人，养老院入住率进一步降低，随之而来的是收益降低。为降低成本，养老院减少护工工资，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出现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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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更多人拥有体面的晚年？
巨大的养老需求和的低下的支付能力，造成了中国养老行业结构性的困境。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所长王海涛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养老院的平均收费是老人退休金的两倍 。以德国为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月平均1500欧元，养老院的平均费用大约每月3000欧元。
当养老金和社会保险不足以支付养老费用，德国人一般按照以下顺位填补：先是个人用存款弥补不足，存款花光了就要变卖有价证券、汽车、房产；如果不够，再由子女平摊养老金之外的养老费用；最后剩下的部分才由政府承担，发放各种养老补贴。
中国的养老模式强调养儿防老、以家庭为重，却在不经意间把家人推向照护的深渊。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许多人穷其一生的目标，人们不愿意卖掉房子，甚至希望将房子留给子孙后代。
如此一来，真正拿得出手的养老费用就非常有限，实际能支付得起相对体面的养老服务的人数要大打折扣。
乔晓春认为，中国的养老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没有市场。市场是指那些可以支付得起的需求，此时（有效）需求就会立即变小了。他认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观众”（老年人）的最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