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虽然生存处境相当糟糕，但游小龙却“回也不改其志”地不仅坚持探讨所谓的理想人格问题，而且还一直坚持他那既以大山里的鸟兽草木为主要表现对象，也以这些鸟兽草木为读者对象的文学性文字的书写。
一方面，是游小龙关于自己文学写作的自觉表白：“建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阳关山写一本书？对我们这些山民来说，尽管羡慕着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身份，但大山给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更重要。对山民来说，大山是一种宗教般的存在，山上所有的鸟兽草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可是，建新，告诉你吧，我也只能写写山上的鸟兽草木，别的我一个字都不能写，一个字都不能写。”“他笑着说，不必，我的书不需要出版，因为这本书压根儿就不是写给人看的，是写给阳关山上的鸟兽草木的。就像古人，最好的文章都是用来祭天的。”
与游小龙的这种表白相对应的，是文本中专门用楷体字标出来的，出自于游小龙之手的那几段分别描写表现阳关山的方言、动物、鸟类以及植物的文字。更进一步说，这些自然流畅且带有一定散文化抒情色彩文字，在强化表达着大足底山民文化的同时，与作为文本主体的那种多少显得有点矫揉造作的文字之间，也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对照和张力（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两种对照色彩鲜明的文字，其实都出于孙频之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也说明着孙频可以同时操控使用最起码两种以上的语言风格）。从根本上说，作为小说标题的“以鸟兽之名”，也正来自于游小龙的相关文学书写。
但在结束我们的全部论述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就是同样是写作者的“我”与游小龙之间一种彼此互为映照的镜像关系：“那时候，我们两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又都揣着点文学梦，所以看着对方总觉得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总是忍不住要偷偷观察对方。”虽然看似是在描述着当年的自己和游小龙，但如此一种描述移用到这一次意外重逢后的他们俩身上，也同样是合适有效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游小龙和“我”的文学书写就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叙事话语：“建新你发现了吧，大足底这样的山村纯净得像个世外桃源，但也是世界上最幽深最黑暗的角落，有太多属于它的秘密。我早想把这些都写下来，可是不能，写下来我就成了他们嘴里所说的汉奸。在大足底，所有的告密者都被叫做是汉奸，汉奸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会把你驱逐出去，让你彻底无家可归。所以，我只能写给山间的鸟兽草木，而你不同，你可以把这个山村里所有的秘密写下来，把它当作人类的一个文化标本记录下来，这些山民草木般的一生也算有了一点意义。就算是你替我写了，拜托你了。”
由以上描述可知，身为大足底一员的游小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因为“告密”式的文学书写而付出被当作“汉奸”对待的巨大代价。既如此，他就只能够把书写的希望寄托在同为书写着的“我”也即李建新身上了。唯其因为“我”与游小龙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相互置换的镜像关系，所以，以上的叙事话语才能够成立。而这个由他们俩以“合谋”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小说文本，很显然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以鸟兽之名》。
2021年3月30日晚上23时40分许
完稿于西安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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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先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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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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