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还指出，不仅要放开生育，而且鼓励生育。
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
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
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4月15日，回归券商没多久的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表示，"未来不仅会放开三胎，四胎五胎未来可能给奖励。"他指出，生育政策在"十四五"时期可能会做调整，最好全面放开生育。并且他呼吁，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比如女性就业的保障，加大托育服务，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的公共支出，建立老年友好城市社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已连续五年下跌。
要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
控制房价，房价太高逼走年轻人
论文提出，要促进教育和科技进步。未来我国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
首先环境宽松。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体系。创新要冒风险，如果人们知道即便失败，也有饭吃、有房住、有病看，就会敢冒险、敢创新。
第三控制房价。创新创业靠的是年轻人，但其多半没钱。一个城市房价太高，把他们都逼走了，何谈创新。这是深圳过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经验，未来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其长远发展的障碍。
第四重视教育。要重视母亲和少儿的教育；重视基础教育，提升教育覆盖面、教育公平性；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进步周期长、见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认为创新性破坏难找规律），因此我国当前还是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
发达国家高消费率不可学
论文主张，要重视储蓄和投资。
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
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
第三要重视投资。要扩大国内中西部的投资，虽然我国总体的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但中西部的机器换人仍大有可为；要扩大走出去，尤其是亚非拉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仅存的人口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