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武汉打工的60岁老人捐献了自己妻子的遗体。他们3年前离开武汉周边的农村，到武汉一家大医院当护工。
他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九，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妻子开始高烧、乏力。后来发现，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日子。
深夜，马路上已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妻子的手机不能上网。他用自己的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让她骑着，自己在旁边小步跟着跑。
病床紧张，他在医院大厅的暖气片边上用两把长椅搭成简易床，让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妻子躺下。他还花5000元抢购了一台小型制氧机。
最终妻子还是转为危重症，并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时，他请求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把电话拿给她。妻子拖着长长的气说，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让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辈子歇歇吧。
医生后来问他，是否愿意捐献妻子的遗体？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后，他把制氧机消毒后捐给了他和妻子打过工的医院，希望能留给需要的病人。
武汉解封后，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坟边上。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找到他时，这位60岁的老农说，本打算把这些事永远埋在心底。
记者问他，你现在后悔捐献吗？
他说：“不后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症监护室前一直没有离开。妻子去世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很快会确诊，也将很快死去，他当时也做好了捐献自己遗体的准备。
第一次在医院见到结束隔离的母亲时，蔡雅卿“吓哭了”。
母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得变了形”，看到女儿时不停地眨眼睛，“挣扎着哭”，但喉咙因插管被切开，只能发出无声的嘶气。
长期仰躺导致母亲尾椎骨附近生了一个碗口大的压疮，一根导管在引流化脓的积液，只要稍微触碰一下，母亲就会疼得面目扭曲。
好在今年1月初，蔡雅卿母亲身上的压疮经过“100多次换药、3次手术”后痊愈，切开过的气管也恢复得很好。
“现代医学真的很神奇，疤痕基本上也看不见了。”蔡雅卿说，她们搬回家住。新冠病毒加重了这个66岁老人原本的基础疾病，糖尿病、冠心病、血脂血压高等多病缠身。
她抱着一摞材料去社保中心申办重症救助，仅母亲在一个医院的病历就打印了近200张。如果能办下来，每年大约可以报销5000多元的药费。
她在家里购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升降床，她和护工轮流看护母亲。
母亲声带恢复后，常常把“该死的病毒”挂在嘴边。出院前，考虑到前后已经有4个护工跑掉，蔡雅卿严肃地对母亲说不要再提这句话，并与她对了“口径”。
她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病倒了，你怎么说？”
妈妈说，“我中风啦，所以这样。”
她说，“如果有人问爸爸怎么走的？你怎么说？”
妈妈说，“他心脏病走啦，突然走啦。”
蔡雅卿想念父亲。她说，除了小时候，她长大后没抱过父亲，他是一个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中国父亲，从前走在街上挽一下他的胳膊，他会说“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
现在她明白，从前她是爸妈照顾的孩子，现在她要马上学会照顾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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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尚哲有一种溺水的感觉，莫名其妙地情绪失控，反复地“嚼那份痛苦”。
前不久，吴尚哲穿着汉服去看了樱花，把雨水打落的樱花画进水彩画里。她感觉去年“老了特别多”，自己现在是一个“性感的老人家”，以前被父母长辈保护得很好，一夜间被疫情逼迫着长大。
现在，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角膜、细胞组织、器官、大体（遗体）”在内的全部选项。
她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加入遗体器官捐献的事。有人私信询问她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有人说“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在了，也希望（器官）给无助的人。”她的一位朋友在查阅遗体捐献资料时，突然看到她接受采访时说外婆遗体捐献的画面，马上也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我国2020年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是前8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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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关停前，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时任火神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想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