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联系了主管部门，对方因没有查到相关政策依据而作罢。
当时，不要说对捐献家庭的纪念和抚恤，就连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法规依据也是紧急出台的。
卞修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月4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出台《关于规范化开展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通知》前，针对这种传染病尸检工作具体规定属于空白，加之国内缺乏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尸检室，所以武汉疫情前期迟迟未开展尸检。
国内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主刀法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专家刘良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传染病防治法里针对尸体解剖有一些规定，但是我国尸检主要有家属同意、文件支持、对操作环境的高要求三个条件，当时难在了后两者。
最终，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手里。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字，金黄色的边框，庄重的“感谢信”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在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正是由于有你们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谨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军医赵鹏南用A4纸把感谢信彩打出来。他们发现一张纸实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郑重，再送到在火神山医院开展过遗体检验的30多个家庭。
医生们曾挨个找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武汉处于封城时期，许多签字是在小区楼下、小广场完成的。
有医生记得，一位短发花白的老人从小区楼道走出来，瘦得脚步有些晃，他要捐献妻子的遗体。老人扫了一眼知情同意书，弯下腰趴在汽车引擎盖上勾了选项、签下名字。
老人叮嘱说，她一辈子爱干净，你们检验完一定要帮她打理好。医生需要拍下家属和捐献人的身份证，老人从兜里拿出妻子的身份证时，手在颤抖。随后老人转身离开，又摇晃着走向阴暗的楼道。
一个失去67岁母亲的男人来签同意书时，拎了两兜橘子要送给火神山医院的医生，感谢他们在母亲最后一程的救治和陪伴。
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询问，“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
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太太没再说什么，签下了名字。赵鹏南不敢细问，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帮助的依据。
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感谢信时特别开心。吴尚哲说，就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突然牺牲了，她可以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后来，火神山医院给吴尚哲家的感谢信被一家博物馆收藏了。
支援火神山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也准备做一点事情纪念。
他们在筹备一个纪念馆，打算把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留下的细胞病理标本、遗体捐献的复印材料等有关物品陈列，向医学生、科研工作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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