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毕竟，是否选择、如何选择校外培训，终究依赖于家长的“理性”选择。如何让其真正理性，需要学校教育归位，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各在其位，协力育人，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周秀平，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
遏制校外培训泛滥需做好校内加法
最近几年，中小学培训领域可谓快速崛起。2015年，好未来市值不足50亿美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其市值已达429亿美元。2016年，长期以出国留学考试辅导为主的新东方，占比第一的业务也变成了国内中小学培训。
与此同时，在线中小学培训成为投资的风口，一轮又一轮投资涌入，各种辅导班广告频繁在许多重要场合与媒体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亿元估值的校外辅导机构至少超过了8个。
培训机构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引发了舆论热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不乏相关培训机构过度市场化，焦虑营销、过度营销等原因。不过，在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强治理力度的同时，也需要多反省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校内不适当的减负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好校内的加法，最大程度在校内满足多样化与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
培训机构的收入是家长排队交钱“堆”上去的，不是谁命令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满足”了家长与孩子的教育需求。
各种调查都表明，在不少城市中，中小学生到校外辅导班上课的比例普遍较高，几乎成了“刚需”。这一现象说明校内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其中的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导致“校内减下去，校外加出来”。
“三点半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业负担轻一点，少一点，下午3点半全部放学。这样的规定，不仅不能满足一些更高、更多元教育追求的需要，也给家长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下午3点半时仍在上班，家里又无人接送照顾孩子，于是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成了主要选项之一。一位家长就曾无奈地说：上培训班总比去游戏厅强吧？
减负，是要减去不必要的、多余的负担，而不是都要减、都必须减。不加区别地减负，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要认识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负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负担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也不会觉得是负担；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从绝对负担的角度来说，任何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人，负担都是重的，这不会因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理念不同而不同。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书的第一章就记录了惠特尼中学一个高三女生有代表性的一天：喝4杯咖啡，睡4个小时，考4.0的GPA。而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望和追求。我认识一些在美国最好中学就读的中学生，对他们而言，学习到后半夜再睡觉是家常便饭。但区别是，这些都是孩子们自觉自愿的，没有人逼他们。从绝对负担角度来讲，这些孩子的负担应该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学生。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没有道理非要规定一些有更高追求的学生只能学多少、禁止多学。“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吃苦耐劳，是自强不息。对于这部分学生，我们应该给的是鼓励，是多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减负。
第二，需要承认一个现实：受国情和文化影响，中国家长普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抱有较高期许。这一特点，不完全受教育制度影响。比如，在纽约，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多，以当地中考与美国“高考”为核心的辅导班也开始大幅增长，而且主要开设在一些华裔聚居区。
客观来讲，这一特殊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比如容易造成教育功利化等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重视教育也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一追求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此，对于一些自身有更高期望的家长与孩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负担减下来。一刀切减负的结果，只能是这边减下去，那边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