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淑芬于1992年到达比利时。她当时不会说荷兰语，并且不了解比利时的法律。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固然重要，但却受到严格的、牢不可破的保守主义统治。然而她逐渐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为自己争取到了属于她的空间。被归类于自由职业者使她无法获得政府的支持，然而她却做了一百多座半身雕塑像:政治家、艺术家、家庭成员、朋友……她的作品代表着她存在的目标：服务。她是一位忠于自己的自身追求的艺术家。她要求自己作品的还原度必须达到百分之百，不能有差异。对我来说，这与她的个人态度完全相符。她的慷慨大方体现在雕塑的精准度之中，而其详尽的自然主义又增添了她作为艺术家的辨识度和认可度。不追求特定的标识度恰恰成为了她的标识——她想要拉动西方社会重视艺术的个性化。她的作品也表达了她作为艺术家的谦虚，以及融入属于她的群体中的渴望，也使她在西方大放异彩。
《和平之手》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现展出在比利时的不同地方。与毕加索或其他艺术家创作的和平鸽相比，这个作品似乎未得到它应有的重视。和平鸽的形象在被极度的世俗化之后，其本身蕴含的艺术价值已经被破坏。然而闫淑芬的作品首先塑造的是一只手。手可以做一切事情: 伸手，打手势，挥手和行动。一只手只是做出手势，但和平鸽有时会飞走......闫淑芬的艺术构思是围绕行为、行为的事实和目标的实现展开的。因此这个作品超越了和平鸽的平庸性，从含义、形式和材料的约束中跳脱了出来。在安特卫普，这座雕塑被放置在车站中，那里是很多人追求目标的地方，而不是真正沉思于思想可视化的地方。
我还想谈谈她为Flanders Fields的Busseboom中国纪念馆所做的纪念碑。对我来说，这座雕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想将它与罗丹的作品《加莱义民》相比较。《加莱义民》纪念了加莱市的6名平民，他们遭受着羞辱，脖子被套上绳索，每人都穿着睡衣，被迫把城市的钥匙交给他们的占领者，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我认为这两段历史有相同之处。如果没有雕塑家为他们建造纪念碑，那么这两段历史中的主角都会被遗忘。罗丹雕刻的是佛兰芒公民，他们在弗拉芒的土地上，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争端中成为了牺牲品。闫淑芬则雕刻了中国劳工，他们被贩运到弗拉芒，为法国、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工作。之所以贩运中国劳工，是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欧洲年轻人已在战争中丧生，无人能够接替需要的工作。这些中国劳工的身份被隐藏了百年之久。这座纪念碑不仅为逝去的人们带来正义，也为幸存下来并被带回中国，如今主要生活在山东省的人们带去正义。该纪念碑竖立在Yser，在那里所有参战国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以纪念这场残酷的，使850万军人丧生的战争结束100周年。纪念碑上的中国人携带着军事装备，这是对当时战区局势的现实还原。
闫淑芬为比利时艺术界做出的贡献是写实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欧洲曾经存在过，但如今已不受重视。她的创作方式是对当前流行趋势的弥补或补充，该趋势使作者取代被刻画的对象，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我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当回归基础，以便能够重新出发。
恩师·恩德与艺术
文/ 闫淑芬 （旅比华人雕塑家）
人生总有难以忘怀的事。1978年年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的高庄先生带领韩问、金宝升、王晓林三位先生到河南省培训河南三瓷（汝瓷、钧瓷、唐三彩）设计人员，我有幸被洛阳唐三彩美术厂选入到培训班。三个月的时间，从如何观察陶瓷器物，绘图技艺到设计方法、从理论到实践，每天的课程满的无喘息时。尽管在唐三彩美术厂已经工作了三年，但是在这三个月中才知道什么是艺术，这条从艺的路该如何走，也从此与泥巴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回想，正是得到了艺术圣殿里德高望重的前辈艺术家的指引，才在这条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在这三个月的启蒙教育后就告别洛阳到北京继续跟随老一代艺术教育家就读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