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在老家曾离家出走四五次，最长4个月，靠捡垃圾为生，项雪华在电话那头久久未回应，之后才说是因为家庭原因，“那时候小不懂事，就想着出去找妈妈。”去年9月，妈妈回来和爸爸办离婚，他也没看到妈妈。现在多年过去，已经15岁的他“没有以前那么想了，就感觉她在我们那么小就把我们丢下，这就是不负责任”。
而在河北的学校里，许多同学的情况都与他相似，要么学习不好，要么家庭贫困，要么就是父母离婚或无人看管。项雪华说，他们杂技班里有40多个学生，最小的7岁，最大的16岁，大都来自贵州、云南、河南，而真正对杂技感兴趣的同学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家庭贫困就去了，很多都不喜欢”。
他说最开始到学校时也不能适应，“因为训练太苦太累。”学了一个多月他还曾逃跑过一次，但刚跑到操场就被保安喊了回去。项雪华说，他们每天活动的范围就是三点一线，宿舍、练功房以及食堂，“操场也不能随便去，只有过年跟老师汇报允许后才可以。”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操场？“老师没说，也没人问，没人敢反抗。”而对于同学陈鑫说，他那次逃跑曾被老师用鞭子打？项雪华表示：“那不算打吧，就拿小棍子随便在手臂和屁股打了两三下，学校里也规定不能打人，都有摄像头。”后来老师劝他，“练这个确实挺累”，他才慢慢适应下来。
学校大概一周吃一次肉
受到老师责备“感觉心里委屈”
杂技训练是辛苦的。据项雪华讲，在学校里，他们早上5点半起床，练到7点半去吃早饭；吃完早饭8点又继续练，练到11点半左右去吃午饭；下午又从2点练到6点，20分钟吃完饭后，再练1个小时才可以回寝室休息。而训练的内容包括下叉、顶缸、蹬鼓、蹬车、蹬人、草帽杂技、冰上芭蕾、力量、钻桶等。他曾看到同学在做抛举、翻跟头时不小心摔下来过，“虽然摔得不重，但很痛”。
他坦言自己有时心里也挺怕老师，“很凶，练不好不是骂脏话就是大声吼。”至于老师是怎么个“凶”法？项雪华说：“他也不打我们，就是骂，性子急、脾气不好的老师，从来不给我们好脸色。比如一个细节没做好，就会说你一个都弄不好，你能弄个啥子？骂我们笨。”他说，自己总的来说不喜欢练杂技，除了训练辛苦外，还要受到老师的责备，“感觉心里委屈”。现在相比下来，他更喜欢修车，“修车虽然累，但不会被责备”。
学校里每周只有星期天才上文化课，“只学语文，上午一节、下午一节”，其余时间一直要练功。学校里也不能带手机，不能出学校、不能回家，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玩一会儿老师的手机。
对于在入学前是否知道是封闭式管理，且四五年内无法回家？项雪华说：“当时来招生的时候高团长（杂技专业负责人高文军）说让我们放心，那边有很多朋友，风景也很好，还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但去了之后都没有。”“去了一两天就后悔了。”项雪华说，去的第一天看着大家练功，“感觉他们好厉害，但第二天团长就让我们学那些，学不来团长就骂，（高团长）管起来比其他老师都还要凶，吼人声音最大，也推过，但没打过，有监控他们不敢打。”
在学校里的伙食也不好，早上就吃馒头和咸菜，中午、晚上吃饭，但菜品只有西红柿炒鸡蛋和炒土豆，“肉很少有，大概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项雪华说，如果早知道是这种情况，他肯定不去。
无法忍受经纪人骂脏话
还用手拍人，“拍得半疼半疼的那种”
在学校的生活都还能忍受，但到成都以后，经纪人曹老板性子急，骂脏话，让他们4人压力很大。
项雪华说，除了天天都没早饭吃、练功练到凌晨、演出演砸了要罚500个俯卧撑（可以分次完成，但必须做完才能休息）外，他们和曹老板一家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4人除了要练功，还要负责打扫房间卫生，项雪华负责厨房卫生，另外3人则负责厕所、卧室、客厅，“发现一个碗没洗就开始骂我们，一骂就是几分钟，全都是脏话。”而且练功没练好时，曹老板还会用手拍他们，“拍胸、拍背、拍腰，拍得半疼半疼的那种，但我弟弟他们都说疼。”
对于出走这几日，他直言“过得不行”，在路途中，他们除了想回贵州外，还想打电话给杂技学校的老师，“说（曹）老板（对他们）的情况，看老师怎么处理。”回来之后，高团长也让他们如实对警察说，但项雪华说，在派出所见到曹老板时，“他用那种很凶的眼神看着我们，在我们进去录口供时，他还故意说‘我平时有没有吼你们嘛？平时有没有骂你们嘛？’进去以后我们也不敢说，就只给警察说了他不给早饭吃。”
